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

十二 “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 1939 年3 月18 日，毛泽东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晚会时，曾这样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 进行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消灭敌人，而且要保护好自己，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反革命总是要千方百计的对革命力量予以镇压，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如果不把革命力量保护好，革命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还会走向失败；革命要取得胜利，还要防止反革命对革命的破坏，并且*终消灭反革命的力量。 抗日战争一胜利，蒋介石就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1945 年9 月，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奉命从伏牛山区的驻地南召出发，经许昌、郑州进抵新乡，部队被编入孙连仲任司令长官的第十一战区序列，高担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孙连仲遵照蒋介石迅速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地的旨意， 令高树勋沿平汉路北进，把高树勋逼往内战的前沿。抗战时期， 中共就积极开展对高树勋的工作，与高有过合作抗日的良好关系。1944 年8 月，汤恩伯扣押了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定南，随即押到高部驻地镇平。高树勋竭力营救，将王保释出狱，委以参议名义，留在身边工作，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45 年7 月，抗战胜利在望，高树勋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但冀察大部分是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由此，高派王定南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系，刘、邓对此非常重视，刘伯承给高写了复信， 希望他不断前进，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贡献。按照刘、邓的指示，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决定由军区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负责组成一个工作组，以各种方式同高树勋部联系。 这年9 月底，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所辖的新八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齐集新乡，完成沿平汉铁路向北推进的准备。高树勋知道平汉路大部已为八路军控制，要打通平汉路谈何容易。他想甩开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单独北上，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于是，他决定由王定南再去见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借路北上”问题。刘、邓将高树勋“借路北上”问题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10 月10 日，中央军委复电刘、邓，明确指示：如果过早允许高部北进，将事实上掩护蒋军北上，增加人民武装受降的困难。如果高在反蒋行动上有所表现，则应当给予适当的援助。接到中央军委军委复电后，刘、邓立即将指示精神转告了申伯纯等人，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作了调整。高树勋为实现单独北上的计划，曾向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求，允许他带新八军、河北民军先行北进。但孙连仲对高早有戒心，借口一个军的力量太小，单独北上有危险，不同意高的请求，并仍令三个军一起行动。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加紧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通过王定南转告高树勋，这是他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立即举行战场起义。同时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军区负责联络工作的靖任秋来到高部。李达早年在西北军时同高共过事，靖任秋在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时与高相识。李达代表刘、邓向高致以问候，并转交了刘伯承致高树勋的亲笔信，对高进行细致思想工作，对高所担心的他在徐州的夫人和西安的眷属等人安全问题，李达明确表示将请示中共中央予以解决，请高放心。10 月30 日，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在内战前线起义，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的企图。高树勋起义后，国民党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准备南逃，刘、邓指挥参战部队乘胜追击，在漳河地区将敌大部歼灭，俘敌两万余人， 其中包括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平津战役中，为了争取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隐蔽战线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傅作义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内战问题上甚为积极，1946 年9 月，傅部半个月内占领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卓资山、集宁、丰镇等城镇，而且还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这封信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还全文转载，使用的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信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随后不久， 傅部又占领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傅作义因为进攻解放区积极，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7 年12 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成为华北地区国民党的*高军事长官，此为杂牌军出身的将领中所仅见（傅本属于阎锡山的晋系， 后来自成体系）。 平津战役发动前，傅作义还企图偷袭石家庄，进而袭击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平津战役发动后，解放军先是通过新保安战役歼灭了傅赖以起家的第三十五军，解放了张家口，切断了傅沿平绥铁路西逃绥远老家（抗战期间傅部长期驻守绥远）之路，继而通过天津战役封死其走海路南逃通道。这时，参加平津战役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已有百万之众，将北平围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在平津前线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领导下，北平和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争取傅作义。如利用各种关系请傅作义的结义兄弟、同学、民主人士曾延毅，同乡兼好友杜任之，以及傅的老师、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刘后同，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安排曾延毅的女儿、南开大学学生、地下党员曾常宁与刘后同的女儿、天津耀华中学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刘杭生，通过她们的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刘仁还将傅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天津《大公报》记者）安排回傅的身边， 从生活上关心，在思想上开导，对傅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并及时向地下党负责人汇报傅的思想动态。同时，地下党还派人去做傅作义的部下的工作，如派当时在傅部所办的《平民日报》社当 采访部主任的中共党员李炳泉，去争取他的堂兄、华北“剿总” 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通过李腾九去影响傅作义。傅作义**次派人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就是通过李腾九和李炳泉联系并直接参与的。 在促成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过程中，长期埋伏在傅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又文起到了特殊作用。阎又文1938 年在傅作义所部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入党。由于阎与傅作义是山西小同乡（都是万荣县人），1939 年春被傅调去任自己的秘书。到1947 底，已是少将军衔的阎又文随傅作义进入北平。此时，他除继续担任傅的秘书外，还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数职，进入了傅作义的核心决策层，得到傅作义的信任。他通过秘密渠道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以及傅、蒋关系等。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阎又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耐心地给傅作义谈形势，讲政策，消除他的疑虑。阎又文还建议傅作义与中共秘密谈判，选择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并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之一，出城与平津前线指挥部代表谈判，还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在这个关键时刻，阎又文几乎每天一份书面汇报，向中共中央反映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和表现。” 隐蔽战线对争取傅作义*终接受和平改编发挥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就此评价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地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的作战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1］ 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这个千年古都避免了战火造成的损害，国民党驻北平的二十余万部队随后被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创造了解放战争历史上著名的“北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