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2.改变了太祖与辽和平睦邻政策。为了巩固统治，欲建盖世之功，一改太祖时期守备西、北的政策，对西、北两面都采取了进攻政策。在北面，宋太宗改变宋太祖对辽以防御为主睦邻的做法，而是采取进攻政策，先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发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所谓的北伐战争。同时为了牵制辽国势力，太宗借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国王阿厮兰汗始自称西州，遣外甥都督万逊来贡之际，主动派供奉官王延德及殿前承旨白勋两人为使，回访高昌，联络西域，出使四年，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到东京。出使途中，王延德撰有著名的《西州使程记》。太宗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颇类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这不仅仅是对高昌国王师子王遣使来贡的一种礼节性回访，更重要的是去执行联络高昌、鞑靼、党项，反对和削弱契丹势力的政治任务。　　在西边，宋太宗对自唐晚期、五代至宋太祖时期占据银夏四州八县的党项族李氏政权的政策改变，则牵动了西部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夏州政权在太祖时期与宗主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太祖为统一南方，消除后顾之忧，采取专任边将、结信酋豪的边防政策，而宋太宗继位后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政权首领李继捧因内部矛盾入朝觐见，宋太宗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给以封赠、安抚后放归银夏，而是遂借机将李继捧留在京师，并急忙派遣文武官吏接管其所领四州八县，此次事件引发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强烈反对，并成为夏州政权与宋公开决裂的契机。宋太宗一朝君臣对于李继迁的反宋行为极为愤怒，遂派兵剿杀，将李继迁及部族驱赶到沙漠。但是李继迁实施的游击策略很有效，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其势力也像滚雪球似的日渐扩大，使宋边军应接不暇。太宗后期淳化五年（994），诏隳夏州古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临终前，表示要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赐给表面归顺的李继迁。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夏州政权叛宋又使辽夏互为犄角，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其水东起沧州界，至乾宁军，经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东南起保安军，经雄州，西至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日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日西塘泊。从沧州至保定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沈苑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从此宋朝政治走上文武失衡的道路。　　3.太宗新政。宋代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宋太祖，但是君主专制权力的强化，与天子独裁形象的塑造，则有赖于太宗宵旰不寐、枵腹从公的热情推动。太宗勤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员们大小事务都必须用札子上报，并手书“敕”字以示裁断。太宗很看重君主勤政、独断和躬亲庶务，他说：“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百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此。”太宗之所以看重勤政、独断，“日日听政”的目的主要在于务必使地方权力归于中央，中央权力集于君主。太宗在性格上与太祖的豪放、狡黠、幽默、喜饮酒不同，他性格孤僻，刚愎自用，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跟臣下摆功，心胸狭窄，杀后蜀、南唐、南汉降主孟昶、李煜、刘；从追求权力的完全性看，宋太宗所追求的，不只是皇帝早已拥有的名义上的终极权力，而是真正控有一切的实权。所谓皇帝意志的展现，不只是一个原则，而是要落实到全国每个州县、每个角落的每件事情。经过太祖17年的筹备和太宗22年的经营，太宗不但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独裁天子的形象，也使整个社会都习惯了天子独裁的统治方式，并使此一统治方式定型为制度，将整个中国政治都带入一个新时代。如果说汉唐以来的君主独裁是表现为个人的能力，那么宋初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特别是太宗防范纤悉所保障的君主权力，实则是君主独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