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农民的抗争与被忽略的历史

**章 农民的世界
对现代人来说，在脑海中勾画出几百年前农民的生活场景非常困难。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他们似乎只是个体成员之间毫无差异的群体，只有在作为被强行施加现代性的改革“原材料”时才显眼一点儿。事实上，农民家庭和社会之所以让人很难想象，原因正好相反：不同个人和集体生活在各有差别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形态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种种动荡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不断与永远压在身上的重担努力而机智地斗争。
想要在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万千组合中描绘出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就实在太过狂妄了，但想谈谈他们之间的一些共性肯定是合理的。首先，人们无法单独挑出某个个体，因为尽管男性在这个高度男权化的社会中占据法律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女性也与他们一起组建并管理家庭，而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家庭展开。男女双方都将婚姻视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策略来追求，也都希望对方能为此做出贡献——继承的土地、存下来的积蓄、当作嫁妆的家庭资源。生活是危险的，而且往往短暂得异常残酷，一个人能活到结婚年龄就已经算幸运了，因为诞生在贫困阶层的孩子，至少有一半没能活到结婚。
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生活就像是静止的，可事实上这是一场和时间的持久斗争。父母需要孩子来保障自己长远未来的生活，可是每次怀孕都有生命危险，而且每个降生的后代都必须不断和疾病与饥饿斗争才能长大，直到他们可以靠劳动维持生活，才不再是家庭中绝对的经济负担。一些农村男孩可能会从乡村牧师那里勉强学点儿什么，而女孩基本就从来不会受到教育，除非她们展现出了罕见的天赋。要不就是，男孩一到青春期就会被送去做农场雇工、牧牛人或农田工人，而女孩更多的则是从事类似的室内劳动。
这些青少年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日子是一场更激烈的竞赛，他们得一边等待天降遗产（如果他们家有任何土地的话），或者是从病弱的父母那里接手租约，一边给自己存下一笔能起过渡作用的积蓄。这同样是一场与自己飙升的荷尔蒙的赛跑，在实现经济稳定之前，他们的婚姻根本无从谈起。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接近三十岁，许多夫妇会带着他们的**个孩子步入婚姻殿堂。老一辈的人总是希望这种结合对家族命运而言是一笔好买卖，而不仅仅是某场乡村舞会后令人懊悔的意外结果，或者其他更糟糕的情况。
这样一来，下一代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在汹涌的激流中植下一座小岛，他们希望它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好让家族逐渐壮大。但事情往往不会这么顺利，怀孕、事故和疾病都缩短了人的预期寿命，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通过二婚重组了家庭，这就将继子、继女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抛进了无可避免的分裂局面中，争夺遗产的场景日益逼近。家庭和社会适应了这种生命周期的冲击，就像他们不断调整自己对季节轮替那种直接而无休止的依赖，就算其中的风险和灾难一直如影随形。
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总是确信，农民可以通过受教育学会如何更好地耕种，但这种思想往往包含了一些对农民可获得资源的想象，比如品质更好的种子、更多的肥料来源、新的作物品种，可这些对农民来说根本无法触及。严峻的经济问题让许多农民不得不重复上几代人做过的事情。在其他方面，这往往与当地的复杂状况有所关联。整个18世纪后期，王室政府推行了将“荒地”变为农田的政策，这在某些地区可行，但在另一些地区就可能受限于地主的权利，种植新作物还面临着被额外征税的风险，这让农民花费的成本比获得的收成还高。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普遍条件下，即便是*先进的农业措施也不能抵御病虫害的威胁，就像当今农业无法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一样。所有这些都可能摧毁个人自有田、整座村庄甚至整个地区。1788年7月13日，一场猛烈的冰雹严重毁坏了法国中部大片地区正要成熟的谷物，导致随后的严冬粮食极度短缺，从而催生了转年的革命。也难怪在面临这种威胁时，还有些农民社群坚信上帝会拯救苍生。教士们定期为丰收祈祷，敲响教堂的钟以图抵御雷暴也是当时的普遍做法。
农村人口不得不承受其生存环境带来的所有现实压力。一些人，也许历经几代人颇为走运的繁育和精明的经营，能够实现阶级的跨越，成为较为富裕的地主。有的则更进一步，用时间和金钱对教育远期投资，使新一代跃升成中产阶级，甚至某天能够步入上流社会。但是，绝大多数农民永远无法朝这个方向踏出**步。当时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虽然运气不好也是部分原因，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落入窘境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运作故意加重了农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