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三部曲:春和景明

上部 从六城去（节选） 后面的故事没能在我位于海边的套房里讲下去，因为费舍尔太太居然在外边拾掇东西发出巨大的响声。起初我以为她很快会好，后来我走到门外，发现费舍尔太太找人在挪动钢琴，住在另一个套间里的俄罗斯人因为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居然要求费舍尔太太把那架钢琴从他的房间弄出去。而据费舍尔太太自己讲，这架钢琴是这个俄罗斯人在租住她房子时，让费舍尔太太专门配置的。不过，费舍尔太太见我出来探头探脑，就索性招呼我过去，大概是要请我讲讲这个道理，这架钢琴到底在哪方面不能满足这个俄罗斯人的要求。而当时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房间里，他有事到外边去了，但我不便对这架钢琴发表意见，我只是希望费舍尔太太不要在家里弄出这么大的响动，因为我们在里边工作，再说她之前进去送咖啡时，她也知道我和牛乐是有工作要做的，我们不是在做那种事，也不是在谈情说爱，我们是在工作。她应该从我之前发出的类似逐客令那样的话中，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然而费舍尔太太似乎情绪十分饱满，也可以讲她很愤怒，但她仍然保持了某种东欧人的优雅。 她吸着烟，指挥着四个工人，应该是墨西哥人，费劲地挪动钢琴，好不容易固定在大客厅的一角，也是朝着海的位置。我正要准备转身回房，以为她可以歇下来了，想不到她居然打开了琴盖，在那儿调起音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本想跟她讲一声，但看她的脸色，我知道她已经在钢琴上跟那个不在场的俄罗斯房客较上劲了。我于是也只好抽起烟，尽管这时我心里已经浮现着1956、我的前妻以及那只猴子，可是，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办法来阻止费舍尔太太那枯燥的调音工作。再说，由于她对于音色的理解可能与众不同，尽在那些特殊的音区里试那种极限音域，因而你可以想象形势有多么恶劣。我听见牛乐在里边喊我，我并没有应她，当然也没有立刻回房间去，我希望费舍尔太太能当着我的面停下她这种枯燥的行动，然而费舍尔太太非但没有停下来，甚至叼着烟，问起我来，如果用钢琴弹奏中国民乐会有什么效果？我说，我想想。 费舍尔太太那天的调音一直进行到子夜时分，而那时我和牛乐已经徒劳无功地在电脑桌前折腾了好几个钟头，但我们几乎难以进行下去，我无法集中精力讲述下去，而牛乐虽然在安慰我，但看得出来她比我更加烦躁，而且她一定已经意识到费舍尔太太对于她不仅不喜欢，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厌恶，至于这种厌恶是什么，她也不知道。不过我和牛乐从费舍尔太太在调音时弹奏的那些不安的音符中似乎听出了费舍尔太太某种从未表现过的恶劣的情绪。于是，我们只好把讲述这个故事的渴望抑制住了，其实我们本也可以把这事搁下来，或者说即使永远搁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就像费舍尔太太为我剪报时所说的，现在到纽约来还不如去欧洲。抛开她是个欧裔不说，即使真的要比较美国和欧洲，我相信我们也并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就是如此。再说《侨报》那里的周平还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已经报道了我要把这个故事，这个叫作1956的故事讲下去。 在费舍尔太太这里，牛乐和我的工作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们决心重新找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开了个头，也许讲下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牛乐的意见和我是不大一样的，她不仅有兴致继续为我打字，似乎她很想听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那天费舍尔太太在调音时，她一再问我关于那只猴子的情况。我明白参与到告别仪式中的猴子可能比我前妻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然而，这个仪式仍然是围绕我前妻来进行的，为了继续这种协调的工作，我跟牛乐决定重新找一处录入速记的地方。起初我甚至想过到《侨报》那里去，因为那儿曾经做过专访的录音，好像也很安静。但牛乐否定了这个意见，她倒是认为在一个媒体的工作环境中来讲这么一个故事，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合适，更何况《侨报》本来在报道中也提及了我正准备写作的这个可能被称作1956的故事。 后来牛乐还是很坚定地说，到她那里去。我觉得事情有点突然，因为相处这么一段时间以来，牛乐可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我带到她的住处去。所以当她猛然抛出这么个意见时，我倒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牛乐因而问我为什么对到她那里去口述这个故事有这种十分意外的反应？我只好告诉她，意外的并不是去她那儿讲述这个故事，而是去她那里本身。但是，这有什么呢？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坐上牛乐的VOLVO轿车，我们去了她住的那个街区。这个街区我很难一下子形容清楚，已经离海岸有一段距离了，但是，很稀拉的房子透出一种俊朗的风格。她说虽然这些房子看起来都是新的，但它们多半是重新装饰过的，她跟我讲这源于在二十年前的一个美国人所做的建筑电讯实验，后来遗留下来的建筑物重新被地产商包装，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不过到她屋前，她才说其实这儿离海也不远，只是和海湾是相背的，这跟当时建筑电讯设计理念上的移动建筑有关。不过，我已经很难听进去她关于建筑来历的介绍。到她家之后，我才发现牛乐其实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因为我们必须尽快进入讲述那个故事的情境中去，因而我们没有多花一点儿时间来做其他事，我们直接到了牛乐的书房。在她的起居室那儿，我见到了她的佣人，一个菲律宾女人正在憨厚地微笑，用英语跟我们问好。牛乐向她交代不要来打扰我们，因为我们要开始工作。 于是我们到书房以后就关上门。奇怪的是，牛乐的书房其实是卧室的一个外间，中间没有任何墙体的隔断，只是用那种立面的书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于是，与其说我们坐在书房里，不如说我们其实是在卧室里，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已经有四五天没有性生活了，虽然我也并不渴望性生活，但是到了牛乐的住处，如果**件事情不是性的话，似乎又觉得有一种不妥。带着这种心情去工作可能是危险的，但牛乐已经到电脑前边打开电脑，她甚至没有问我要喝什么东西，我当然也不便提出，因为在起居室那儿，她已经跟女佣交代过了，叫她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 牛乐的卧室里有一场性生活呢。就在我在床边短暂地出神，并准备拉开卫生间的门把手时，我突然发现在整理好的床边上放着一本《时间的蔷薇》。我知道这是郑诗人的诗集，但牛乐不是很讨厌他吗，那它为什么会在床上？这么私密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一本书呢？我随手翻起它，原来它是翻开并倒扣在床边的，翻开的页码里夹着一张纸片，上边有些文字，不过我没有细看，顺手拿书进了卫生间。 在卫生间里，我翻看《时间的蔷薇》。原来这上边写了不少字，再一看，我想也许正是郑诗人本人的，虽然我并不能确认是郑诗人的笔迹，但里边的意思，就那种备注的表达来看，这又显然是郑诗人自己写下的。于是我就完全不明白了，郑诗人不仅诗集在这儿，甚至有他自己的注解，或者说，也许他本来也在这儿写下这书上的注解，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牛乐没有到这里边来，听出她在外边接电脑线头，可能是在挂网线什么的。我冲了马桶，把书放回原处，然后我回到了电脑桌前，牛乐这时放了点音乐，她见我出来，便把音乐关了，她说，怎么样？快开始吧。 这时，我有那么一点愤恨，这种情绪并不来自刚才看到的书，也不是来自郑诗人，而是来自一种莫名的空虚，因为牛乐你不是十分反感郑诗人吗？为什么在你的卧室，尤其是在床上却发现了他的诗集和文字？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我看牛乐的样子，我觉得我不必询问她为什么，至少现在不必，因为我不必耽搁时间在别人身上，即使困惑也没有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女人，牛乐和我到底什么关系，你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弄清楚牛乐的生活？或者说即使牛乐对郑诗人真的是反感到极致，那又有没有可能她仍然和郑诗人保持某种你难以觉察，即使觉察了也难以定性的关系呢？当然，我是迷惑的，但我无从谈起我这点迷惑，因为我必须来讲述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