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

**篇 节选自 **章 作为浮财的年轻女性 1870年到1872年间，陈玉清的女儿被卖了四次。成捆的银两数度易手，她先后被卖作妻子、小妾、代孕的子宫，*终又以被榨干的女儿这一身份被买回家中。组织这些交易的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声称，这么干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的确，这几年标志着荒年的开端。即将到来的十年，先是洪水连绵不绝，*后又以干旱和致命的饥荒收尾，超过1 3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成千上万户人家牺牲了妻儿。不过，驱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转卖陈玉清的女儿的，并不是毁灭性的灾害。相反，她被贩卖是为了应付一些更为琐碎的困难，解决一些更加实际的担忧。 连曾经的官宦人家都要卖女儿，拥有良田数亩的青壮年也要卖掉妻子。在华北平原上，农村生活以一种变化无常的方式绵延着，这意味着通向兴旺的道路有可能突然转向赤贫和饥馑。疏松的黄土、低矮的泥沙河床与反复无常的降水令华北的家庭尤为脆弱。在清王朝的多数年景里，皇家粮仓谨慎的管理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至于面临口粮的重大紧缺。但到19世纪后半叶，清朝粮食储备体系已然恶化。清王朝不仅在数十年的内战和叛乱中历经内患，更是在欧洲海上力量的侵蚀和鸦片贸易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掠夺下饱受外辱，清朝统治者们艰难地想要奋力重振他们的帝国。以中央集权方式管理的紧急赈济不再能够缓解农村在干旱和洪水中遭受的周期性打击。为了募集资金和劳力用于重建乡土，州县官需要更甚往常地勒索自己治下的百姓，而各家各户为了存活，则不得不转向家庭内部。 女人构成了一个家庭的保险单上*灵活的部分，但贫穷的家庭也会把女儿视作一项债务。年轻的育龄妇女身上这种前后矛盾的价值，再加上失衡的性别比例，驱动着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贩卖。陈玉清的女儿曾辗转于至少三个不同的村庄，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人们越发难以确定她到底属于哪个村庄。解决这个恼人问题的任务*终落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知县头上。尽管州县官多是在农村生活的细碎领域中游走调停，但当犯罪、偷窃、凶杀暴力发生，或是村民就彼此间的某起冲突提请了可信的诉讼时，他们通常就得介入。任何涉及买卖年轻女子或她们孩子的争议性案件，只要呈上公堂，成百项的常规程序就会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本章描绘了这四桩人口买卖是怎么出了差错，以及宝坻县的知县是如何试图查明真相的。 在清朝的法律条款下，很难给像陈玉清的女儿这样的女性做出恰当的裁定。清律禁止贩卖平民为奴，也禁止将体面的平民妇女卖作妓女。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们用一笔可观的钱财聘娶妻妾，这样的做法甚为普遍。而且，转卖业已为奴之人或他们的后代，在清律中也并非不合法。法律的空白默许了有钱人家之间交易婢女、奴仆和家仆，这无异于让那些不幸的被贩卖者承担起证明自己平民身份的责任。每条禁止买卖人口的法规都有一些附例，列举在哪些情况下贩卖人口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清律赋予了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相当大的家庭权威，为贩卖妇女所做的辩解中*为常见的有两项，恰好与两种常常会促发贩卖人口需求的厄运相一致——财务窘境和道德败坏。穷困之时，贩卖家庭成员往往是被允许的，丈夫也能请求知县帮忙卖掉通奸的妻子。 这两种情有可原的情形都给了人贩子逃脱道德和法律上的惩罚的机会。对那些被判定有罪的人来说，后果会相当严重——巨额罚款、流放、鞭打、戴着枷锁示众，在暴力绑架的案件中，结果甚至可能是就地正法。尽管抓到妻子通奸的男人可以向地方官求助，要求衙门来监督着卖掉不忠的妻子，但是丈夫不能把妻子卖给她的情人。要是衙门官吏发现了这种私下顺势而为的情况，三位当事人都会被定罪和鞭打。被指控贩卖人口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对犯罪嫌疑人来说，用贫穷或者其他道德上的因素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很有好处。卖掉孩子的父母要挨40下鞭子。（一些负担得起的人通常会选择交罚款而不是忍受肉体刑罚，不过，少数 有财力免除刑罚的人，也是因为他们早先把孩子卖了换到了钱。）人贩子得会施展一套生存的话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得向公堂 上的大人们解释他们与自己的“商品”之间是什么社会关系。根据清朝的审判制度，地方法官有一个浮动的尺度来评定恰当的处罚。依据中国传统律法的微妙尺度，处罚不仅要与罪行匹配，也要与犯人的社会地位相配。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犯罪，遭到的惩 罚要比侵犯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更严酷——打父亲的儿子比打 儿子的父亲犯下的罪过更大，引诱主人妻子的仆人遭受的惩罚要 比犯下类似事情的邻居更厉害。而且，尽管法律禁止“不正当交媾”，主人还是能够与仆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免于受罚。儒家思 想中的正义把维系恰当的等级制度置于优先的位置——法律的不公平并不等于不正义，相反，在清朝，*好的正义本质上恰恰就内含着不公平。 这种等级森严且不公平的体系在传统上受到崇敬，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而这正是中国之所以普遍容忍人口贩卖市场的核心原因。不仅是中国的律法，深植于社会中的行为法则也规定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恰切的份位，那些不遵循自己份位的人很容易受到侵害。中国的人口贩卖市场，体现了家庭作为稳固堡垒的理想与其千疮百孔的现实之间的张力。 清朝的法律章程汇集了上千年的司法经验和案例，这个法律体 系的哲学内核是古老的，植根于孔子及其后人所著的典籍，可以远溯到公元前 6 世纪。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 221年）学者手中，这些典籍逐渐整理成形，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基础。千年以来，这套哲学连同在其激发下形成的律令，努力维护着这一宇宙论体系不受损。清律在此前明朝律令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而明律又建基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律法。不过，这个体系并非永远守旧。朝廷的律法以渐进的层次运作，清朝律令在整个王朝过程中修改了差不多30次。出于对之前统治者的恭顺，新的统治者改良而不是颠覆法律。法典保留了过时的条款，但附例对其做出了优化，当朝皇帝颁布的 法令也改进了这些律令。在实践中，附加条款里新的法律文本有时覆盖了先前的章程，使其意义变得不可辨认，这就需要将律法颠 倒过来重新做出解释。同时，对旧的章程律令的持守又促成了一个在关键的组织架构上相当保守的体系。《大清会典事例》中呈现的 规章制度流程，细致地规定了实施法律和进一步严格执法的指南。知县和师爷不仅需要掌握清律的文本——那是将近2 000 条法规和附例——同时也要摸清官僚管理体系中错综复杂的门道。知县的衙门是所有犯罪和争端的一审法庭，他们处理的案件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篇 节选自 第八章 与人贩子交谈 “从来没有人通过买卖人口发财的。”在京师**监狱的探望区，曾顺德烦躁地跺了跺长凳底下坚实的地面，他坦白说。“指靠买卖人口发财，全是梦想。” 那是1929年，曾顺德此前被判入狱四年，彼时刚服刑几个月。曾顺德进监狱后不久，这位坐在他面前的年轻女子就开始来看望他。曾顺德不到30岁，这位定期拜访他的访客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妹妹。然而，任何想要探听的监狱看守只要听到他们的对话，就会明白，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名女子叫周叔昭，21岁，在燕京大学新开设的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周叔昭出生前，她的曾祖父周馥曾为起草禁止买卖人口的法律奔忙，正是这些法条*终让曾顺德身陷囹圄。周馥在曾孙女上大学之前就去世了，还没来得及看到她自己开展有关买卖人口问题的研究。周馥1921年在天津过世，周叔昭当时正在上海读中学。周馥是个老派而保守的官僚，但他支持渐进的社会变革。他不仅提议禁绝人口买卖与奴役，还倡导废止缠足，为增加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声——尽管他倡导的依然是得体的淑女教育。周馥应该会认可周叔昭的研究兴趣与决心，但他或许不会支持她所用的研究方法。 周叔昭每周一次骑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南边，道路状况随着季节改变，她一路颠簸。泥土地要么被车辙碾出沟壑，扬起干燥的黄土，刺痛周叔昭的眼睛，要么溅起泥泞的土浆，又或者因冰雪而变得湿滑。在去监狱的路上，周叔昭经过从前王朝的刑场、熙熙攘攘的菜市口。她带着笔记本和满脑子的疑问。她提问的方式与结构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派生自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案例研究方法。1903年，严复翻译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此后在甘博和步济时（John S. Burgess）的教学指导下，这门新学科进入了中国。甘博与步济时一起推广了这种社会调查方法，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得了典狱长王元增的 准许，让学生到京师**监狱开展研究。民国时期的行政官员热切 地吸收这个新兴领域提供的组织模式与量化手段。社会学学科的结 构化倾向，似乎可以为对社会构成挑战的普遍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此时的中国精英尤为愿意听从这样的建议。芝加哥学派成员对芝加哥的结构性力量进行实证观察，不仅有助于解决芝加哥的城市问题，也可以为应对其他地方的社会问题提供模板，而这也是芝加哥学派之所以能够建立声誉的部分原因所在。对周叔昭与她的同学来说，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北京成了一个类似的社会试验场。在燕京大学，有超过30门不同的课程供他们选择，全国第二大社会学系在济南的山东大学，燕大的社会学课程数量是山大的三倍。受燕大教师和身处的这座城市所启发，周叔昭在对报纸和审判略诱案件的报道进行量化分析的同时，也从跟人贩子囚犯的直接访谈中获得一手材料，她决意在硕士论文里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研究的过程中，周叔昭逐渐取得了囚犯曾顺德的信任。 周叔昭的大多数研究都在1929年到1932年进行。罪行败露后，曾顺德这样的人贩子如何自我陈述，或是如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周叔昭在这几年里对此进行了深入了解。她把充满了犯罪行话的访谈抄写下来。这些故事与警察记下来的或法庭上听到的版本有着惊人的差异。人贩子们与周叔昭讲述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或姐妹会有危险；担心自己犯罪的事传到年迈父母的耳朵里；担心自己的仇敌也被抓进来，在监狱里折磨自己。但很少有犯人说自己担心受害者或其家人会报复。令人惊讶的是，人贩子们很少抱怨在自己被定罪的过程中，受害者的供词发挥的作用。相反，他们对国家、对妨碍自己生意的人、对引起警察注意且增加了交易困难的同行抱有敌意。重新了解惯犯问题后，被定罪的人贩子坦言对未来很担忧，对想要重拾从前非法生意的冲动也充满忧虑。 他们的讲述令周叔昭清楚地认识到“渣子行”——华北的诱拐犯和人贩子如此理解这桩交易——是一种耗费精力的工作。维系客户关系需要掮客持续地留心。这门生意竞争激烈，人们彼此窃取“货品”。有个人跟周叔昭说，这个领域到处都是半吊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插一手”——而门外汉犯下的错误令职业人贩子更难获取有效的推荐信息。 1932年，周叔昭开始写下她的发现。这是一个幸运的时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刚好到燕京大学当访问讲师。帕克离开了他在芝加哥的常规教职，尽管他只在燕京大学待了一个学期多一点的时间，但他的到来深刻地影响了周叔昭与她的许多同学。周叔昭定期与这位为芝加哥学派奠基的思想家见面，这激发她更热情地投入到研究与访谈中去。她给帕克看了自己的笔记，帕克就如何组织与监狱囚犯的访谈提出了建议；有关伦理问题以及引导人贩子谈论困难问题的技巧，帕克也给出了建议。周叔昭每周到帕克的办公室拜访一次，与他交流研究进展，咨询如何展开分析。她分享了有关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的“*青涩而初步的观察以及*深入而隐秘的思考”。在芝加哥大学，如果学生的研究课题和个性引起了帕克的兴趣，他就会投入地亲自辅导学生，帕克因此名声在外，而在中国，周叔昭与她的研究课题也不例外。帕克曾是一名拥有社会关怀的记者，在研究方法中，他将自己多年当记者的经验，与这个发展中的学科及方法论所要求的严谨性结合起来。1920 年代的社会学将为社会设置议程当作荣誉勋章。细致地考察在芝加哥及其他各处目睹的社会问题，罗伯特??E. 帕克的这个目标很务实且具有美国特色，但也契合了中华民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忧虑与野心，深深地吸引着像周叔昭及其同学这样怀有理想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周叔昭开始调研的时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还不满十年。但这门学科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官吏以及学者们思考本国问题的方式。从创设伊始以至这门研究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社会学一直都与社会工作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研究提供诊断，而社会工作承诺开出药方。许多彼时的社会学家相信，人们可以辨识出很多社会弊病的具体成因，而一旦这些弊病被准确地指认出来，人们就可以诊断进而消灭它们。周叔昭同样也热切地想要找出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她跟自己的曾祖父周馥怀有同样的热望，他们希望推动中国进步、消除顽固的买卖人口问题。不过，许多社会学同人做出了单一成因诊断，对此周叔昭也保持怀疑。她认同燕 大老师所说的，贫穷是北京“*重要也*瞩目的问题”，但她也试图分离出一系列的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预测哪些穷人可能会密谋卖 掉自己的亲戚或不得不求助于诱拐。贫穷当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动机，但贫穷也是被这座城市中太多居民共享的经验，不太可能是唯一的驱动力。这样的观察贯穿于周叔昭的研究之中，虽然北京城有85%的犯罪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但她遇到的罪犯很少符合走 投无路的穷人这样的普遍形象。每一个罪犯都讲述了他或她自己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为私人的视角，解释了他们从事的人口买卖活动是如何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缠绕在一起的。她写道：“并不存在普通的诱拐或典型的诱拐。我花了四年时间构思出一套分类法用以分析这些事件，但*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特的。”尽管成功的计谋可能会有人复制，并在人贩子之间互相传授，但就像参与买卖的人一样，实施这些计谋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