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权力

战争年代的组合君主制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640年登上王位的政治实体不是单一制国家。这是一个“组合君主制”，包括以不同方式获得的领土，受不同的法律约束，被以不同的头衔统治。其中心地带是勃兰登堡，于1417年由霍亨索伦家族以40万匈牙利金盾买下。通过战略性婚姻联盟，霍亨索伦家族的后续几代统治者先后获得了其东部和西部一些非毗邻的领土：位于波罗的海的普鲁士公国、于利希-克莱沃公国，后者是一块由于利希、克莱沃、贝格以及马克郡和拉文斯贝格组成的莱茵领土。得益于可追溯到1530年的家族联系，霍亨索伦家族还声称拥有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波美拉尼亚是勃兰登堡和波罗的海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在其不同的领地范围内，勃兰登堡选侯与被称为庄园的代表机构组织起来的地方精英分享权力。在勃兰登堡，庄园批准（或不批准）选侯征税，并（从1549年起）管理他们的税收。作为回报，地方贵族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和特许权。例如，选侯不得在未征得庄园领主同意的情况下结盟。在1540年颁布的法令中，选侯甚至承诺，他不会“在所有庄园不知情或者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决定或采取任何可能影响领地兴衰的行动”，这个说法在1653年之前被反复重申。地方贵族拥有选区里的大部分土地财富，他们也是选侯*重要的债权人。但他们的眼光非常狭隘；对于帮助选侯保卫他们知之甚少的遥远领土毫无兴趣。 领主处于一个混杂、主权重叠的精神世界中。克莱沃庄园在海牙设有外交代表，并向荷兰共和国、帝国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寻求支持，有时甚至向维也纳寻求支持以反对柏林的非法干预。他们设想建立自己的税收制度并与附近的马克、于利希和贝格地区建立联合的“世袭联盟”，同时经常与这些领土的庄园商讨如何*好地回应（和抵制）柏林的要求。普鲁士公国的庄园仍臣属于波兰王室，他们将邻国波兰视为他们古老特权的保证人。正如一位选侯的高级官员恼怒评论的那样，普鲁士庄园的领主是“波兰人的真正邻居”，并对“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漠不关心”。“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使这些微妙的平衡面临压力。在勃兰登堡，各庄园对军费开支和任何形式的外国联合都深表怀疑。即使在新教和帝国军队多次入侵勃兰登堡领土之后，在面对君主的财政援助请求时，领主们仍然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庄园的职能是防止不必要的冒险和保护地方特权的结构，以防止来自中央的入侵。但随着战争的拖延，勃兰登堡贵族的财政特权开始显得脆弱。外国诸侯与将领对从勃兰登堡勒索捐款毫不自责；为什么选侯不应承担他的份额？这就涉及庄园古老的“自由”传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选侯求助于亚当·施瓦岑贝格伯爵，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一名与地方贵族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国人。在没有像通常那样向地方机关求助的情况下，施瓦岑贝格不失时机地开征新税。他限制了庄园监督国家支出的权力，并暂停了枢密院的工作，将其职责移交给战争委员会，其成员完全独立于庄园。简而言之，施瓦岑贝格建立了一种与庄园传统决裂的财政专制制度。这项制度侵害了庄园的自由，引发了庄园贵族对他的厌恶。1638—1639 年，在施瓦岑贝格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在柏林流传的传单谴责他的统治是“西班牙式奴役”。战争对克莱沃公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在这里，就像在整个德意志一样，由于各支军队为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莱茵河下游而战，他们征收高额捐税，大肆勒索。但荷兰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右岸的东部地区，为该国带来了资金，恢复了贸易，并加强了与海牙的政治联系。尽管施瓦岑贝格伯爵的干预加上大范围的破坏削弱了勃兰登堡的庄园实力，但克莱沃的庄园仍然和以往一样强大，并继续对附近联合省的政治支持充满信心，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这些联合省的驻军仍驻守在许多城镇。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公国处于冲突*激烈的地区之外，因此让勃兰登堡免遭破坏。在传统上，庄园主大权在握，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严格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民兵和领土财政。普鲁士有权向波兰王室上诉，而波兰王室仍在领土上拥有正式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庄园主）不会轻易屈服。君主对抗庄园1640年12月，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时，勃兰登堡仍处于外国的占领之下。1641年7 月，勃兰登堡-普鲁士与瑞典人达成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议，但掠夺、焚烧和不当行为仍在继续。直到1643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才从普鲁士公国中相对安全的柯尼斯堡返回破败的柏林——这座城市已经让他几乎认不出来。在这里，他发现居民数量锐减，人们大多营养不良，建筑物被烧毁或失修。曾经干扰他父亲统治的困境仍未解决。勃兰登堡没有建立确保自身独立的军事力量。施瓦岑贝格创建的小型军队早已分崩离析，无力再建。在克莱沃公国和马克郡，新选侯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些地方实际上仍被帝国、西班牙、荷兰、黑森州和法国军队占领。至于波美拉尼亚，在可预见的未来很有可能仍处于瑞典的占领之下。枢密院议员兼选侯的前导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冯·洛伊希特马尔在1644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了勃兰登堡的困境：他预测，只要波兰足够强大就会夺取普鲁士，西部的克莱沃就会在荷兰共和国的控制之下。勃兰登堡站在“深渊的边缘”。为了恢复君主制的独立性并巩固其领土主张，选侯需要一支灵活并且纪律严明的区域作战部队。创造这样一支军队成为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使选侯与庄园发生了冲突。在1645年10月给克莱沃庄园的一封信中，他解释道，他需要用自己的军队控制整个公国，以避免被其他竞争对手赶出自己的领地。“既然士兵不能靠风活着”，那么就意味着庄园需要继续提供特殊的财政捐助。选侯解释说，这些捐助很有必要，因为没有占领军就不可能保卫城市：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时期和百废待兴的状态下，在这种极度需要的时刻（不能总为特权网开一面 ），我真诚地希望您不要将这些土地措施，视作蓄意和有预谋地侵犯您此前援引的特权（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收到详细的报告），这些措施本是基于忠诚和慈父般的关怀采取，以拯救和保护我们的土地（实际上也是为了您和您的福祉），并且希望您不会坚持解散这些付出巨大代价而组建起来的军队或拆除防御工事（如果不是因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国家……曾经遭遇危险和毁灭，就不会有这些）。这是一堆相当松散的论据。“我这样做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是其中之一，但庄园可能会认为不具有说服力。在后来向柯尼斯堡的克莱沃庄园代表发表的声明中，选侯充实了这一主张，并指出，如果各庄园真的截断了资金供应，那么其结果将非常悲惨，因为在选侯的小型武装力量瓦解后，公国将进一步“遭到敌人的袭击和围攻”，从而“陷入毁灭和危险”的境地。更有说服力的是他提到了普遍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使得他对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有趣的是，声明中使用了一句拉丁文，让语气变得柔和，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声明中也没有提出对特权进行全面镇压。我们注意到选侯尚未充分了解有关特权的实际内容，这意味着其对庄园要求的确切范围和法律基础持怀疑态度。*后，声明提醒说，拒绝遵守会给君主本人和他的领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选侯为了证明向克莱沃的臣民征税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理由。其核心是声称选侯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行事。“我们仍然充满信心，”他在1645年11月给公国官员的一封信中宣称，“他们（庄园）将把这作为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在其他信中也提到诸如“无法回避的需要”或“极端需要”等说辞。在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期间，君主和克莱沃庄园之间的对峙达到了顶峰。1657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筹集4 000多名武装人员，并支付8万帝国塔勒来资助新部队，涵盖维持驻军和堡垒的费用。选侯在公国的总督拿骚—西根的莫里茨在向各庄园提出这一要求时观察到，选侯已尽可能避免给庄园带来进一步的负担。然而现在选侯的处境是：只有在得到“忠诚的庄园和臣民”的支持下，才能继续他的“实现和平的计划”。他警告说，如果这些人要“抛弃”他，那么选侯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状态”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说法——将变得更加紧迫，所期望的和平将更加难以实现。“因为真正的朋友患难见真情”，总督提出，用一种让人想起保护费的逻辑来推理，选侯并不怀疑庄园会成为“朋友”并会帮助自己。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克莱沃的庄园，就像选侯的其他领地一样，坚定不移地强调他们的世袭权利和特权。1649年，勃兰登堡庄园也拒绝批准在波美拉尼亚对抗瑞典的军事行动进行征税，尽管选侯诚恳地提醒说，所有领地现在“连枝同气”，因此波美拉尼亚应该像“选侯的一部分”那样得到支持。在克莱沃，当富有的城市贵族仍将选侯视为外国闯入者时，庄园恢复了与马克、于利希和贝格的传统“世袭联盟”；领头的发言人甚至把当下的状况与同时代在英格兰发生的动乱相提并论，并暗含威胁要像议会党对待查理国王一样对待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因为庄园得到了仍占领公国的荷兰驻军的支持。在北方战争期间，当选侯加紧施压时，庄园主们指出，他们的基本职责是确保“后代”的特权不被剥夺。在地方视角的经典论述中，庄园主们解释说，臣民绝对没有“在这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中协助选侯”的义务。庄园主们向选侯保证，他们无意冒犯，但事实是他们肩负的“保护特权与公共利益”的责任阻止了他们接受选侯的请求，即使他们愿意也不行。在各庄园的眼中，“对特权的保护”和“公共利益”似乎是一回事。同其他德意志领土一样，地方精英通过援引“祖国”的权力来回应国王的要求和单方面措施，即保护其“古老的宪法”是每个高贵的“爱国者”的职责。在普鲁士公国，波兰王室常驻的主权，让选侯与庄园的谈判变得复杂。庄园拥有向完全不受选侯控制的司法管辖区提出上诉的权利。只有在将监护权移交给勃兰登堡选侯之后不会削弱庄园特权的前提下，他们才会认可霍亨索伦对公国的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前的半个世纪出现了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庄园权力的扩大加强了公国贵族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17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普鲁士庄园和勃兰登堡政府之间出现了和解的迹象。但在普鲁士，正如在所有其他霍亨索伦地区一样，庄园对选侯的征税请求犹豫不决，对选侯推出的任何可能损害他们传统豁免和权利结构的举措都会提出抗议。在霍亨索伦地区，就像在德意志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冲突包含许多问题——例如，就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进行磋商的权利、反对开征新税的权利、被称为“本地权利”的特权（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以及地方庄园对军队的控制权等。人们不应该把这种对抗绝对化：勃兰登堡选侯并没有全盘废除特权，其在原则上从未否认“古老起源”的论点，尽管他的议员们有时确实指出了这些论点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操纵性质。连接君主和地方贵族的“规范结构”被拉长了，但没有被打破。弗里德里希·威廉无意像20世纪初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将自己的国家转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然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说明，各庄园和其所代表的地方贵族应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从而有义务进行协作，维护和捍卫君主的所有土地，追求其合法的领土要求。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对庄园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将各自的领地视为独立的法律实体单元，与选侯个人垂直相连，彼此之间并非水平相连。由于勃兰登堡的马克庄园将克莱沃和普鲁士公国视为“外国省份”，因此认为后者对勃兰登堡不能提出资源要求。出于同样的原因，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波美拉尼亚进行的长期战争仅仅是君主私下的“不和”，在地方贵族看来，选侯无权扣押其臣民来之不易的财富。这些争论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一些权威人士支持君主的野心，但另一些贵族则坚持庄园的古老特权，认为未经其协商和同意而征收任何税收都属于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