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行知录:郑洞天自选集

我看电影 念小学的时候，我家住上海虹口区海南路，从家出门一百米是武进路，拐弯再走两百米，就到了乍浦路海宁路口，那里是当时虹口的一个中心，商店集中不说，那么小一个五岔路口，就有“乍浦”“虹口”“国际”“胜利”四间影剧院，不用十分钟就可以转一圈。“乍浦”“虹口”是专演戏剧的；大而光鲜的“国际”上映首轮新片，小而典雅的“胜利”有两层楼，上映旧一些的影片。每到星期天或者放学早，那一带的孩子*喜欢去那里“轧闹猛”①，那时我们大多数兜里都没有零花钱，看着影院门口花花绿绿的海报，心旌飘荡不得而入，有时把家里给的早饭钱凑在一起，在小摊上买几块油炸臭豆腐，用稻草穿成一串，站在电影院门口你一嘴我一嘴地吃，边看一张张新换的剧照，那可以算童年里*开心的时刻。 整整50年以后，为了写一篇有关上海早期电影的文章，我翻开《上海电影志》查找有关资料，意外地看到如下一则记载1908年，西班牙商人安??雷马斯（A.Romas）在上海虹口闹市海宁路和乍浦路口的一家溜冰场上，用铁皮搭建了装有250个座位的“虹口活动影戏园”，这是中国**家正式的电影院。原来，那四家影剧院中*不起眼儿的虹口大戏院，竟有如此显赫的前身！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虹口大戏院是周围*老旧的一幢建筑，铁皮房顶已经见不着了，门口暗淡的灯光广告牌上，张贴的海报也*简陋，通常是一些地方戏曲或者评弹的低档班底的演出，比起斜对面上海人艺经常来演外国话剧的乍浦大戏院和那两家人头攒动的电影院，它的门前显然冷清多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它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紧挨着它的一间卖印度香料的小店。好像在我家搬离那一带后不久，虹口大戏院就无声无息被拆掉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时知道它是中国电影的一处圣地，尽管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景仰，至少也会再多看它几眼。 那个熙攘的五岔路口让我*初接触了电影。 我记得起来看过的**部电影是《人猿泰山》，时间是1949年春天.我五岁。偌大银幕上似猿非猿的泰山在丛林间飞来荡去的神奇身影，是电影给我的*初印象。随着慢慢懂事，我从电影里惊喜地见识了未知世界的一幅幅具象，也贪婪地体味着那些未曾经验的生活。还记得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童年》给我带来的震撼，被骗的大哥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爬上山坡的那个场面，好像让我**次意会了真正的苦难，以及人生注定要承受苦难的神圣感；贯穿全片的那个悠远而伤感的音乐主题，至今我还能随口吟唱出来，那也许是电影音乐对我*早的启蒙。1959年的一个下午，我看了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走出胜利电影院，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一直遛到天黑，此后好多天，我在学校里从一个特爱说话的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面对老师、同学们关心的询问，我因为没办法说清楚那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而更加无言。似乎一夜之间，邦达尔丘克扮演的战士索科洛夫和他一家人在战争前后悲欢离合的命运，让即将走进成年的我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将要面临的那么多复杂的事情生与死、信念和牺牲、荣誉与屈辱、爱情和家庭……这种无形的沉重，好像还拨动了我的另一根神经，那就是电影或者艺术之于它的接受者，应该或者可能达到怎样的一种关系。 90年代初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应《人民日报》之约，我为一位学生拍的一部儿童电视剧写了篇评论，我从小时候看《一个人的遭遇》的那次体验说起，写了如下一段文字∶“……人都是有忧愁的，孩子也不会例外，如果说忧愁在大人的世界里是一种想甩却甩不掉的精神包袱，对于现在的孩子——我们也许想不到的是——他们反而觉得忧愁是一种‘酷’。我们为孩子拍的东西总是甜甜的，不希望他们过早分担生活的重荷，但我们很少问他们是否真的喜欢这种甜，更很少有作品认真对待他们心中对忧愁的需求。” 文章的题目是《给孩子一点忧愁》，我跟编辑说，大过节的，不知道这个题目你们敢不敢用。后来文章刊登了，题目果然换成了“希望在人间”之类，我虽然也理解报社的苦衷，但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 上高中时，我们家搬到北苏州路河南路口。从我家走到学校，每天要路过苏州河上的三座桥∶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和外白渡桥。那时在乍浦路桥南头有一家曙光电影院，放学以后，我常走进“曙光”去看场电影。那是一家专放纪录片的影院，当时全上海好像只有这一家，对于我一个中学生，它*先吸引我的是票价便宜，只要掏五分钱，就能看一个小时左右，但慢慢地，看多了，也就迷上了。在每周一期的《新闻简报》里，在跟随领导人出访而拍下的各国风光中，在那一部部并不连续的革命历史文献片里，逐渐构筑起我心驰神往的那个世界的真实影像，无意之中，还孕育了我对银幕上一切虚假和矫饰的反感。我不清楚这段看纪录片的体验，跟我后来念完导演系的志愿选择有多大的关系，我的毕业作业就是一部关于雁北山区农村文化工作队的纪录片，填毕业分配志愿时，我在**行写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过，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张志愿表也就作废了。 今天，在我们发达得多也花哨了许多的城市里，像当年上海“曙光”、北京“红楼”那种专演纪录片的影院，好像一家也没有了。有人说它被遍及家家户户的电视机代替了。但每当夜幕降临，走过一个个闪动着彩色光斑的窗前，听到此起彼伏矫情造作的台词配音，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惋惜。 我小时候上语文课不大费劲，从高小到高三，又一直为班级、学校里的壁报、黑板报写稿或者做主编。考大学时，我本来一门心思报新闻专业，想做一个漫游天南海北的记者。艺术院校提前招考，电影学院在上海设了考点，那是1961年夏天，当时年轻人中间刚刚轰动过一部叫《青年时代》的苏联电影，那个从戏剧学院考场开始的爱情故事，“煽”得同学中好些人想去考演员，因为此前他们跟我在学生会搞活动混得烂熟，一帮人拉我一起去见见世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考就考导演，学出来也是导你们的。大家一哄，连跟老师、家长都没商量，就奔了静安寺那边的上海戏剧学院。记得考场外的走廊上，有一些好像考过多年的人主动来传授经验，说如果考官问为什么想学艺术，你们一定要说得如此这般，才能博得老师的赏识也许别人听得虔诚，我本来就把考试只当一次体验，也就没听进去。过一会儿进了考场，老师果然问到报考导演系的原因，我即兴答道，我觉得一个导演什么都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对什么都感兴趣。后来听人说，就是这句跟别人不大一样的真实表白，把我懵里懵懂送进了电影学院。 一个人长大以后干什么和干了什么，跟他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住的地方、家族和教育背景，以及给他印象*深的东西，肯定有一些关系，但从我和我周围许多人看，这种考量不必太较真，更总结不出什么规律。人生有太多偶然，而每一天却是特别实在的，所以，想了解一个人，看他现在怎么活着也许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