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

　　**章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在巨大的广州港对峙。这场因谈判失败而引发的鸦片战争，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该年1月中，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再次发起进攻，这让中国方面丢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舰艇覆没，五百来名将士战死。知道除了谈判停火之外已别无他选，满人琦善与义律签订的《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还得赔偿600万银圆，并让英方拥有直接与广州中国高级官员通话的权利。虽然北京和伦敦都不满意这个结果，但英国全权代表义律仍竭力维持了中英双方草约的承诺，直至因中方新一轮的防御措施而导致了2月26日英方的再次进攻为止。 钦差大臣琦善被皇帝好战的侄子奕山取代。于是，开启了又一轮无结果的谈判开始了。这期间奕山的副手杨芳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结果却是虎门要塞再次被敌方占领，老提督关天培惨烈牺牲。越来越不耐烦的英军正在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英军占领了外国商馆。面对威逼，广州的清朝官员们不得不答应恢复与英国通商。 3月停战，接着是英方严密监视和蛰伏的两个月。清朝官员们全力修整被击破的防线。琦善曾为了节省开支而缩减了三分之二的水师，此刻官方则下特令招募“水勇”。人口密集得犹如“梳篦密齿”的城东南和西南郊一带，被设置了特殊的路障。炮火舰也被赶造出来，佛山还架起了一门万斤大炮。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地派来了援军，使当地的防御军增达45,000人，还有训练了36,000名“水勇”。 义律和新抵达的陆军司令郭富爵士（Hugh Gough）始终焦虑地注视着这一切。 到了5月初，双方都意识到另一场冲突将无法避免，但中方加速了它的来临。杨芳倒是想等待更多的增援抵达后再行动的，但奕山因急于想获得大胜，而于3月21日夜里秘密下令炮舰轰击停泊在城外的英国军舰。随之发生的海战几乎完全可预见：开战几天，英军击沉了71艘中国帆船，摧毁了沿岸的大炮，平扫了沿岸一带，但城市的中心地带依然完整无缺。英军虽然于1840年占领了舟山，但广州居民依然觉得：只要夷人企图进城，他们将败于汉人和满洲步兵之下。英军自己也意识到，仅仅一场海战的胜利还不够——帆船、炮火舰、炮台，均可重新建造起来，而广州必须低头。3月23日，他们发现新建造的浅水艇“复仇神号”可以逆流而上，绕过广州行驶，然后靠近水边，在城防线背后停泊。5月25日早晨，当奕山还在等待敌军从城南进攻时，郭富将军指挥的由印度和英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已经在广州北部登陆，他们向东进军，穿越稻田，占领了城北门外设有5座要塞的高地——整个城市受制于这个高地。 5月27日早晨，郭富将军正欲离开所在的营地去指挥他的部队攻破城墙——只要破了城墙，广州城就打开了，却撞上义律的信使送来一份信件：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式答应用600万银圆赎回城市，并保证奕山及外地官军在6天之内离开广州。作为答复，义律已经许诺保全城市，并下令郭富将军即刻停止进攻，守住英军占领的高地，直至这些条件得以履行。 郭富将军恼怒万分，他亲笔回信：“您将我们置于*危险的境地里。我所有的部队都处于可怕的侵袭之中，我与后方的联系不断遭受威胁，卫队被攻击。我的部队因必须时刻小心而备受折磨。无论您如何相信中国人，我则不然，我也不会以任何理由而松懈丝毫。” 三元里事件序幕拉开。 1841年5月末那个闷热窒息的星期里，英军一边在城外那个高地上与痢疾和热病做斗争，一边疲惫地从高地俯视广州这座“羊城”。他们的脚下是11世纪建造的城墙：全长近10公里，高约8米，厚约6米，其中共有16个城门和一些瞭望塔。老城就在城墙的后面：里面有满人驻地、巡抚衙门、银库、兵器库等，那里狭窄的花岗石面街道，仅容轿子穿行。老城南面呈长方形的地段是新城，它亦有城墙，且有总督衙门。围墙之外，更远的地方，是一片商业区，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那一带的货栈和富商们的府第跨越了珠江伸展到河的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