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主题

不知历史者无以图未来 如何有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时代主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它是现实、理想和历史文化三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 从历史上看，历代帝王圣贤皆重视治国理政、安民惠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征的一大重要因素。 不知历史者无以图未来。 中外古今大量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与发展， *根本的依赖是文化，以及由文化而衍生出来的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离开了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支撑，该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便无以为继。从黄帝开始，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所设计的治国理念、缔造的政治制度、所展现的治理智慧，无疑都成为中国文化精髓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国古人懂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大概是伴随着夏禹国家的诞生就开始了，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则要从周人说起。 周人对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从文王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诗经·大雅·荡》篇引文王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周文王针对殷纣王不借鉴也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所发出的叹惜。朱熹在其《诗集传》中说：“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文王一方面为殷纣王而叹惜，另一方面也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周人的鉴戒。 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周公以及其他一些有为的周王和辅政大臣更是常常总结夏殷两代统治者执政的经验教训。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成功统治经验的总结以供学习、效法；另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统治者的罪过、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供戒惕。这种对先人的成功与失败进行总结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人史鉴意识的先河。 周人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习惯以古观今、古为今用，拿历史来借鉴、说明、指导现实以照亮未来前进的方向。周初统治者即是这种思维与治理国家相结合的代表人物。周公治理国家，不仅总结了夏殷两代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而且还总结了夏殷先王成功治理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汲取，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制度并建立起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从《尚书》《诗经》《周礼》《礼记》《周易》《论语》等若干先秦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周人具有的这种浓郁的史鉴意识。这种古为今用的文化意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与探究。 唐太宗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a“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就是以史为鉴，注意从过去历代王朝治乱兴亡中总结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唐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注重以史为鉴。贞观年间统治者的史书编纂，以史辅治，以汉文为师，以秦隋为诫，辨两晋之得失，考前朝之兴亡，无不是将国家治理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在实践中运用上面。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视以史为治的传统帝王之一。他喜欢议史、读史，并从中总结古为今用的历史经验。贞观之治的目标在致治，致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涉及“治”与“史”的关系。“治”，立足于现实； “史”，着眼于过去，以史辅治，也就是以古鉴今。这是唐太宗“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a 的主要动因。 纵观中国古代治理史，夏商周三代，周公对国家的治理*具有代表性，他封邦建国，创建宗法制度，开发礼乐文化，提倡以德治国，注重史鉴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春秋时期，“素王”孔子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与探索亦堪称典型。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十分强调执政者自己在政治实践中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主张“礼治”“德治”与“中庸”，十分强调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富民、使民、教民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改革的尺度之大史无前例。商鞅*重视国家的“公信力”，他主张用法治手段将国民全部集中于“农战”的轨道，“法”“权”“信”构成了他的治国三宝。在商鞅富国强兵政策的基础上，秦王嬴政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所开创的中华帝制、郡县制，官僚制度、以法治国，所拓展的疆域，等等，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楚汉战争后，刘邦建汉。作为一个务实且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更是具有史鉴意识，果断采用“拿来主义”，调和与扬弃周秦政治。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实行“秦果汉收”，兼采周公与秦皇治国理政的长处，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先秦中国政治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汉武帝是继周公、孔子、秦皇、汉高帝之后又一雄才大略的不世之才。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兼用王霸之道，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尊崇儒术，重视中央集权以及皇权的建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分裂与战乱，这一时期鲜有在国家治理方面出现高水平的大政治家，其间尽管有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图实现统一，在北方开辟屯田，开创建安文学新时代；诸葛亮治理西蜀与西南地区等举措，但皆无法与统一强大王朝时代的治理体系相媲美。唐宋时代，唐太宗、宋太祖对国家的治理堪称后世典范。唐太宗的三省制衡机制，宋太祖对文官制度的重视与建设都很有特色。北宋后期有王安石变法，但这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非但没有能够挽救北宋王朝，相反加剧了北宋的动荡与灭亡。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制度，以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进一步加强了皇权。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一直在寻找振兴之路，这其中以张居正新政*具代表性。张居正治国所推行的考成法与一条鞭法，为后来治国者的治吏与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经验教训。清朝前期，康熙皇帝用理学治国，践行各民族团结政策。今天中国 56 个民族、幅员辽阔的疆域领土、大国的自信等，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五大盛世中成就*高的盛世。 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 21 世纪，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文化自信的回归，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改革发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扬弃。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百年来革命与建设史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逻辑，中国政治与文化是在不断变革中孕育着新生。同样，中国治理现代化能力与体系的探索与发展，也应是这个历史逻辑的发展和延续。 从历史大视野看，中国传统中蕴含的思想和实践精华完全可以在新形势下得到汲取和提升。比如：“修齐治平”的人格成就途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以人为本的民本政治观，忠君爱国的民族意识，与邻为善、睦邻友好的外交观，等等，无一不值得珍视与借鉴。其中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精髓，更值得我们发掘和阐发，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具有当代价值，从而丰富我们的治理 智慧。 中国的发展具有中国自身特色，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离不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离不开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需要向外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更需要向内求索与开发。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是向内求索与开发的基础，没有向内的求索，所有的借鉴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究 难成气候。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正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时期，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课 题，我们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现成坐标可以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我们应该遵循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向前迈进，*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