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章 回响 “沃辛先生，”《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夫人说，“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让我觉得有点困惑。在我看来，在手提包里出生，或至少在那里面被哺育——不管提包有没有把手——是对人生基本尊严的一种蔑视，这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一个*恶劣的极端行为。我想，你知道那场不幸的运动导致了什么后果吧？” 沃辛先生想必是知道的。在19世纪，每个有着不错的基本知识的人，都对18世纪末年那场标志性的大动荡有所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人士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1789年及随后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了解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如何以一场延续一代人之久的“大战”才告终结的——这场反拿破仑的战争给其父辈或祖辈的生活打上了烙印。沃辛先生一边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梦想着迎娶布莱克奈尔夫人的女儿，也许他并没有多大的求知欲。不过，即便是他，也很可能了解法国大革命中*糟糕的极端行为，了解它们如何冒犯了生活的基本尊严。他也可能知道，一场群众起义走向了暴民统治，导致君主制被推翻、贵族受到迫害。他也可能知道，大革命选择的复仇工具是断头台，这种无情的砍头装置致使巴黎的街道上流淌着王党和贵族的鲜血。创造欧内斯特·沃辛先生和布莱克奈尔夫人（她的祖先若是法国人，恐怕也难逃断头台的噩运……）的作者在巴黎的阴暗流亡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巴黎，奥斯卡·王尔德周围布满了第三共和国领导人精心设置的象征物和影像，它们唤起的是对大革命所缔造的**共和国的记忆。铸币和公共建筑上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每逢庆典，街道上飘扬着红、白、蓝三色的旗帜，这是法兰西民族在1789年采用的三色旗的颜色。每年7月14日的国庆节纪念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人民在那一天进攻那座险峻的国家监狱，然后以自由的名义夷平了它。在这公众庆典的时刻，法国的爱国者们高唱《马赛曲》，这是1792年发起反对暴政的战争时出现的颂歌。王尔德在巴黎时，巴黎*壮丽的景观无疑是当时世界上*高的建筑——埃菲尔铁塔，它是1889年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次大型博览会的核心展品。 在法国生活或到访法国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回响：或说是拿破仑的回响，他曾在三色旗下踏上征途，曾经驯服并利用了大革命释放的能量，而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曾在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前统治了法国22年。任何人，只要他对法国稍有了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要是通过学习法语来了解就更好了，法语当时仍然是大多数人外语学习中的首选），都不能不意识到，那场刚刚走出亲历者记忆的创痛和动荡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深刻印记。很多人相信，或感觉到，这种印记应该是有益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每个人都知道王后玛丽一安托瓦内特的故事、都为之深感震撼：1793年，王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断头台，而当初她得知人民没有面包时，曾说“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这个故事仍是家喻户晓，但没人在意，这是个老故事，安托瓦内特出生之前就有了，让一雅克·卢梭早在1740年就听说过。）各个新民族曾以宣告自己的解放为骄傲，或采用三色旗以展望其解放，如1789年布鲁塞尔的爱国者、1796年米兰的爱国者。这一自由的旗帜仍在到处飘扬，从罗马到墨西哥城，从布加勒斯特到都柏林。波兰人先是于1794年高唱《马赛曲》以抵抗对其祖国的瓜分，后来又于1956年唱着《马赛曲》反对苏联的暴政。1789年革命之后，没有几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在所有国家，都有人回望那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从中寻求启示、榜样、典范以及警示。 海峡对岸的视角 *超脱于这些做法的，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国家。它们*近的革命发生在1789年之前，只有爱尔兰除外。即便是当时同情法国人的英语国家人士，也认为法国人给1688年在英国、1776年在美国宣告的自由带来了麻烦。不管怎样，这样的同情者终归是少数。对大多数说英语的人来说，其思想态度的模型早在1790年就由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铸成了，它的问世比大革命“*糟糕的极端行为”要早好几年。当时有改革派称，法国人进行的只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人1770年代的反叛（柏克曾是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所完成的工作；柏克对这一见解义愤填膺，他坚称法国大革命是某种全新的事物。此前英语世界的历次革命，目的在于保卫自由的遗产免受攻击。而根据这一新的法国标准，这些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成其为革命，因为法国人要以全面摧毁的方式来建立他们所谓的自由。如果谨慎一点，如果对祖先的智慧怀有一点敬畏，他们本来能够纠正原有制度中少量而轻微的缺陷，并像英国人那样自由而平和地处置问题。但是他们宁愿追随那种未经尝试的理性梦幻、那些自封的“哲人”，这种人掏空了对君主制、对社会秩序和对上帝的信念。结果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猪猡大众”充满嫉妒的统治。柏克预言说，随后将出现更糟的局面，需要建立军事独裁才能结束这一切。尽管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会如何血腥，他还是正确地估计到*后会是一位将军获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