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奥]卡夫卡

被捕 肯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 K，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就在一天早晨被捕了。他的女房东，每天给他送早餐的格鲁巴赫太太今天没来。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K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朝着住在他对面的老太太望去，那个老太太正在用一种不寻常的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但是K此刻觉得奇怪，同时又感到饿，就按响了铃。立即响起了敲门声，走进来一个他在这个住宅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那人很瘦，但结实，穿了一件剪裁得合身的黑衣服，像是一套旅行装，上面打着许多褶，还有许多口袋、环扣、纽扣和一根腰带，因此看上去似乎非常实用，尽管人们没弄明白那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您是谁？”K问，同时立刻从床上坐起身来。 那人没理会他的问题，仿佛必须让K接受自己的出现似的，只说了一句：“您按铃了吗？” “安娜应该给我送早餐来。”K说。他说着同时想集中注意力思考，确定这个人究竟是谁。但是这个人不想引起他太多的注意，而是朝着他稍微开了一点的门走去，以便向显然紧贴着门后站着的那个人说：“他认为，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 旁边的屋子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笑声，从声音上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有好几个人在发笑。虽然陌生人并没有从笑声中听出什么他自己本应该更早一点就知道的答案，却用通告的语气对K说：“那可不行。” “这可真新鲜啦。”K说着从床上跳起来，迅速穿好他的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怎么向我解释这种干扰。”然而他突然想到，他本来用不着这么大声说话，这样他倒好像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陌生人对他的监视权了，但是现在这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不管怎么说陌生人倒确实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对K说：“您不觉得待在这儿更好吗？” “只要您不说清楚您是谁，我既不想留在这儿，也不想听您跟我说话。” “这是出于好意。”陌生人说着自作主张一下子把门敞开。 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他的意愿，**眼看上去，那里似乎和昨天晚上一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卧室，也许在这个放满了家具、垫子、布罩、瓷器，墙上挂满照片的房间里今天比平时稍稍宽敞一点，但是**眼看不出来，特别是因为主要的变化是有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现在他从书上抬起眼睛往上看：“您应该留在您的房间里！难道弗兰茨没对您说吗？” “说了，您究竟想干什么？”K说，他的目光从这个新认识的人身上移向那个仍然留在门边、名叫弗兰茨的人身上，然后又收回来。透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那个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的好奇心走到对面的窗前，为了继续看这儿发生的一切。“我想向格鲁巴赫太太说——”K说，同时做了一个动作，好像从其实离他还很远的两个男子中间挣脱出来，打算接着朝前走。 “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人说。他把书随手放到小桌上，站起身来：“您不许出去，您被捕了。” “原来如此，不过究竟为什么呢？”他接着问了一句。 “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的房间里去等着。已经给您立了案，到时候您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这样和蔼地和您说话，已经超出了我接受委托的职权范围了。但是我希望，除了弗兰茨之外没人听见，他自己也是违背指令，对您相当友善的。如果以后在为您选择看守时您也这么走运，那就可以放心了。” K想坐下，但是他发现，整个房间里除了窗户旁有把椅子外，没有坐的地方。 “您还将看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弗兰茨说着和另一个男子一道朝他走来。那人比K高得多，经常拍拍他的肩膀。两人打量了一下K的睡衣说，他现在必须换一件旧的衬衫，这件衬衫和其他的内衣，他们会给他保存；如果他的案子有好结果，这些东西将会还给他。“您把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好点，”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有小偷光顾，另外那里过一段时间人们就把东西卖掉，不管案子结了没有。但是近来这些诉讼要拖多久啊！*后您当然从仓库得到点钱，但是首先这点钱本来已经很少了，因为在卖东西时，不是出价的高低，而是行贿的多少起决定性作用；其次根据经验得知，这钱每过一个人的手、每隔一年就会减少一点。” K几乎没注意这些话，他不太看重对自己的东西或许还拥有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弄清楚他自己的处境。但是当着这些人的面他根本没法思考，两个看守的肚子——只能说是看守——一再礼节性友好地撞他，但是当他抬头看时，看到一张与这个肥胖的身子根本不相称，干枯、瘦骨嶙峋的脸，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这张脸此刻正越过K的头顶朝一边扭着，和另一个看守用目光交谈。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属于什么机构？然而K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到处是和平、安定，所有的法律都很公正，谁敢在他的住宅里欺负他？他习惯于经常尽可能轻易接受一切，*坏的要到坏事真正来临时才相信，不为未来担心，即便是即将受到威胁。但是这儿这事让他觉得好像不对，虽然可以把整个事情看作玩笑，出于他不清楚的原因，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他的银行同事为他开的一个大玩笑，当然也很可能。也许他只需用什么方式当面嘲笑看守，而他们也会一起笑。也许是在街角干活的差役，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和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尽管如此，这次他从**眼看到弗兰茨时起就已经决定，不放弃也许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占有的哪怕一点点的优势。在这件事中也许以后人们会说，他不懂得开玩笑，K看到有这种危险，但是他可能回忆起——平时他并不习惯于从经验中学习——几件本身无足轻重的事件，在那些情况下，他和他那些有心的朋友不同，对于可能产生的后果毫无感觉，结果受到了惩罚。这回不能再这样了，至少这次不能让它重演，如果这是一出喜剧，那么他要参加演出。 现在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说着快步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去，走向他的房间。“他好像还是明事理的。”他听见有人在他身后说。回到他的房间里，他立即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一切都放得整整齐齐，但就是他要找的身份证，在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没找着。终于他找到了他的自行车证，已经想拿着它朝看守走过去，但是又觉得这张纸太轻了，于是他接着找，直到他发现了出生证。当他又回到旁边的房间时，对面的门恰好打开，格鲁巴赫太太正想进去。她只露了一面，因为她几乎没有认出K来，脸上露出的表情变得十分尴尬。她连声说对不起，就退了回去，并且小心地关上门。“您倒是进来呀。”K正好只来得及说出了这句话。现在他拿着证件站在房间中央，还朝门那儿看，门没有再打开。坐在敞开的窗户旁的小桌子边的两个看守的一声呼喊使他吓了一跳，K现在看清楚了，那两个人正在消灭他的早餐。 “为什么她不进来？”他问。 “她不可以，”高个子看守说，“您确实被捕了。” “那我怎么会被捕呢？而且甚至以这种方式？” “看，您又来了，”看守说，同时把一个黄油面包浸到蜂蜜罐子中，“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回答。” “您必须回答。”K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现在给我看看你们的，首先是逮捕令。” “哎呀，我的老天爷！”看守说，“您不肯顺应您的处境，您好像故意白费劲地刺激我们，我们现在对您来说可能是其他所有的人中对您*关切的了。” “是这样，您可以相信这一点。”弗兰茨也说，他把手中拿着的咖啡托盘没有往嘴边送，而是用一种可能意味深长，但不可理解的目光久久看着K。 K本来已经在不由自主地用目光和弗兰茨交谈，但是然后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证件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 “这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时高个儿的看守叫起来，“您像个孩子似的生气。您到底要干什么？您想就此让您那倒霉的诉讼快点了结吗？您和我们看守，讨论身份证和逮捕令吗？我们是下层职员，对身份证几乎不熟悉，在您这件事情上，除了每天十小时在您这里值班看守和为此得到工资之外，没有别的事好干。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全部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看出，我们在那里服务的上级机关在进行这个拘捕之前，对逮捕的原因和拘捕的人详细了解过了。这其中没有误会。就我所知，我只认识级别*低的那些官员，我们的官方机构的确不是寻找民众中的罪行，而是像在法律中所说的，被罪行所吸引，必须派我们看守。这是法律。哪儿有误会？” “这种法律我不懂。”K说。 “那对您来说更坏。”看守说。 “法律可能只存在于你们的脑子里。”K说，他想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看守们的想法，使之对自己有利或是适应那些想法。 但是看守只是用表示拒绝的口吻说：“您会体会得到的。”弗兰茨插进来说：“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法律而且同时声称无罪。”“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是什么也没法让他明白。”另一个人说。 K没有再回答什么。他想，我犯得着让这些下层人的胡扯——他们承认，自己是*底层的——把我弄得更糊涂吗？他们谈的确实是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的愚蠢他们才能有自信。我和与我同等地位的人说的几句话，比起和这些人长篇大论来，将使一切问题清楚得多。他在房间的自由空间里来回走，在那边他看到，老太太搂住另一个比她老得多的老头的腰，把他拽到窗子旁。K必须结束这种展览。“带我到你们的上司那里去。”他说。 “得等到他希望您去时，不能更早。”那个叫威廉的看守说。“现在我劝您，”他补充说，“到您的房间里去，安静地待着，等候吩咐。我们劝您，别为那些没用的想法费脑筋了，集中精力，将会对您提出很多重大要求，您这样对待我们，辜负了我们对您的友善。您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现在至少在您面前，我们是自由人，这可不是一个小的优势。虽然如此，我们准备给您从对面的咖啡店端一份早餐来，如果您有钱的话。” K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没有理会这个提议。假如他打开旁边房间或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敢阻止他，也许把事情推到极端，是整个事件*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也许他们会抓住他，一旦他被抓住，那现在他在他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持的一切优势都将会丧失。因此他把安全放到**位，听任问题的自然解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论是从他这方面，还是从看守方面都没有再继续说什么话。 他倒在床上，从床头柜上拿过来一个挺好看的苹果，那是他昨天晚上为早餐准备的。现在这是唯一的早餐，不管怎么说，他刚咬一口就断定，这比可能由于看守的仁慈，他从肮脏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得到的早餐要好得多。他觉得舒服多了，而且断定，虽然他今天上午耽误了银行的工作，但是他在那里的职位相当高，这事容易得到原谅。他用得着真的解释原因吗？他打算这样做。如果别人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那他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做证，或者还有对面的那两个老人，他们现在可能正在朝窗户那儿走。K很奇怪，至少从看守的思路来看，着实令他奇怪，他们把他赶到房间里，让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在那里他至少有十次自杀的可能。不过同时他自问，从他的思路来看，他有什么理由会这样做？难道因为两个人坐在旁边，把他的早餐抢走了吗？自杀是毫无意义的，即便他想自杀，也不能因为毫无意义的事而自杀。假如那两个看守的智力局限性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他本来可能以为，他们会同样确信，让他一个人留下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如果他们想看的话，可以看到，他怎样走到壁橱前，在那里他存着一瓶好酒，他先喝光一小杯代替早餐，再用第二杯来增加勇气，*后一杯只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这时从旁边的屋子里发出的一声呼喊让他吓了一跳，吓得他牙齿碰到酒杯发出响声。“监督官叫您。”这一声吓着了他，他的呼唤短促、粗鲁，像是军队的命令，他简直不相信是看守弗兰茨发出的。命令本身使他很高兴。“终于有消息了！”他喊道，锁上壁橱，立刻快步走进旁边的房间。两个看守站在那里，好像自然而然地又把他赶回他的房间。 “你想干什么？”他们喊道，“你想穿着衬衫就去见监督官吗？他会叫人打你一顿，我们也得跟着挨揍！” “见鬼，别管我！”K喊，他已经被赶回到他的衣橱那里，“假如有人在床上袭击我，他不可能等到看见我穿好节日盛装。” “叫唤也没用。”看守说，在K叫喊时，他们一直非常安静，几乎是悲哀，并且因此把他弄糊涂了，或是使他有点恢复理智。 “可笑的礼仪！”他还在嘟囔着，但是已经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套，用两只手撑着，拿了一会儿，好像是提请看守鉴定。他们摇摇头。 “必须是一件黑外套。”他们说。K于是把外套扔到地上，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上他说这话——“这可还不是主要程序中的审讯。”看守微笑，但是坚持他们的意见必须是一件黑外套。 “假如这样我能把事情加速了结，那我愿意。”K说，他自己打开衣箱，在许多衣服中找了好半天，选出他*好的黑西服，一件由于它的腰身在熟人中几乎受到称赞的西装，也穿上另一件衬衫，开始细心地着装。他心中相信，整个事情可以因此加速解决，因为看守忘记逼他洗澡。他观察他们，看他们是否也许会想起来，但是他们自然根本没想到这一点，相反，威廉没忘记派弗兰茨到监督官那里报告，K正在换衣服。 他完全穿好了，必须由威廉紧紧跟着穿过旁边空空的屋子，到下一个房间去，那间屋子的两扇门已经敞开。K知道，这间屋子不久前是由毕斯特纳小姐，一个女打字员租住的。她早上上班走得很早，晚上回家晚，K和她除了打招呼问候之外，没有说过更多的话。现在她的小床头柜被挪到房间中央，当作审讯桌，监督官坐在桌子后面。他把腿搭在一起，一条胳膊放到椅子的靠背上。房间的角落里站着三个年轻人，他们正在看着挂在墙上的一个相框里夹着的毕斯特纳小姐的照片。敞开的窗户的把手上挂着一件白色的内衣。那两个老人又在街对面的窗户处，但是他们的团体扩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男子，他身穿一件敞开胸口的衬衫，手指在捻着他那发红的山羊胡子。 “是约瑟夫· K吗？”监督官问，也许只是为了把K游离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K点头。“经过今天早晨的事，您可能很吃惊吧？”监督官问，同时用两只手把小床头柜上的一些东西推到面前：一支蜡烛、一个火柴盒、一本书和一个针扎，似乎这是诉讼需要的东西。 “当然，”K说，心里觉得舒服，因为终于有一个明智的人在面前，可以和他谈自己的事，“我当然吃惊，但是又绝不是特别吃惊。” “不特别吃惊？”监督官问，同时把蜡烛放到小桌子中间，把别的东西放在周围，围成一圈。 “可能您误解我了，”K赶紧解释，“我指的是——”说到这儿K停顿一下，回头朝一张椅子看。“我能坐下吗？”他问。 “通常不行。”监督官回答。 “我是说，”现在K不再停顿地说下去，“我当然很吃惊，但是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三十年了，而且命中注定必须单枪匹马地拼搏，经受意外事件的磨炼，就不会把它看得很重了，特别是今天早晨的事。” “为什么尤其是今天的事不特别吃惊？” “我不想说，我把整个事件看成玩笑，我觉得为此进行的活动确实太丰富了。肯定得有公寓的全体成员参加，而且你们大家越过了玩笑的界限。因此我不想说这是一个玩笑。” “完全正确。”监督官说，并查看火柴盒里还有多少根火柴。 “另一方面，”K接着说，并且同时转向所有人，而且甚至于也很想对着那三个站在相片旁的人说，“但是另一方面这事也没有多少重要性。我从中得出结论，我受到控告，但是没有找到一点可以就此控告我的罪行。但是这也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我被谁控告的？什么机构进行审理？你们是官员吗？没有一个人穿着制服，假如不想把您的衣裳”——在这儿他冲着弗兰茨说——“叫作制服的话，可是它的确更像旅行装。在这些问题上我要求说清楚，而且我坚信，在弄明白之后我们将可以相互热情地告别。” 监督官把火柴盒放回到桌子上。“您大大误会了，”他说，“这儿的这些先生和我对于您的事情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是啊，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穿*正规的制服，而您的事情也将不会变得更坏。我也完全不能对您说，您被控告，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否被控告。您被捕了，这是事实，更多的我不知道。也许看守瞎说了点什么，那不过只是乱嚼舌头。就是说即便我现在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我却可以劝您少考虑点我们和在您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愿多想想自己。别到处嚷嚷您觉得自己无辜，这会破坏您在一般情况下留下的不坏的印象。还有您说话时也应该克制点，您刚才说的一切，哪怕您只说了几个字，人们也会从您的态度上推断出一切，再说这对您没有丝毫好处。” K呆呆地望着监督官。他在接受一个也许比他年轻的人的教训吗？难道因为他的坦诚，他就应该得到一顿训斥吗？而关于自己被捕的原因和下逮捕令的人，他毫无所知？他有点激动，走来走去，没有人阻拦他。他把袖口卷起来，抚摸胸口，把头发梳理整齐，从三个人旁边走过，说：“这毫无意义。”那三个人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严肃地看着，而K终于又在监督官的桌子前停下来。 “检察官哈斯特勒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吗？” “当然，”监督官说，“但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当然多半您有什么私事要和他谈。” “有什么意义？”K喊起来，惊讶多于愤怒，“您究竟是谁？您要一个意义，却干的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不让人冤枉死了？这些先生先是闯进我的家，现在他们又四处晃来晃去，让我在他们面前绞尽脑汁，仍然摸不着头脑。既然我已经被捕，那么给一个检察官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好，我不打电话了。” “但是，”监督官说，并把手指向前边有电话的房间，“请您打吧。” “不，我不再想打了。”K说着走向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