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尼亚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 那是战争年代。家里除了我祖父于连，再没有男人了。我母亲满头乌发，琥珀色皮肤，大大的眼睛，浓密的睫毛如炭画一般。她每天长时间暴晒在太阳底下。我还记得她小腿的皮肤，在胫骨上闪着光泽，我爱用手指从她腿上轻轻滑过。 我们经常没有什么吃的。听到的消息也总叫人发愁。可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母亲却是个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永远快乐无忧的女人。母亲还喜欢读书，因为她的缘故，我开始确信，现实是神秘的，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接近世界。 祖母跟母亲很不一样。她是北方女人，来自贡比涅或亚眠郊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们保守而专横。祖母叫热尔梅娜·贝莱。这名字很好地概括了她的全部性格：小气、固执、倔强。 她很年轻时就嫁给了我祖父。祖父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早先当过地理老师，后来为研究通*论辞了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黑烟丝卷烟，看史威登堡。他从来不谈他看的书。只是有一回，当他发现我在读斯蒂文森的小说时，终于用一种不可抗拒的音调对我说：“你*好还是看你的《圣*》去。”对我的教育，他的贡献到此为止。 母亲的名字很特别。那是个温柔、活泼的名字，一个让人忆起她们海岛的名字，一个与她的微笑、歌声、吉他相称的名字。她叫玫瑰鸥。 战争年代，通常是饥寒交迫的年代。兵荒马乱的年头是否总比平时更寒冷呢？按我祖母热尔梅娜的说法，她所经历的两次战争——**次是“伟大的”，另一次是“龌龊的”——都是酷暑连着严冬。她说，一九一四年夏天，在她们村里，百灵鸟唱的是“大热天，大热天！”可惜直到八月中旬，动员令贴上了墙，村民们才听懂百灵鸟的歌。祖母没有提一九三九年夏天唱歌的鸟儿。不过，她告诉我，我父亲在一场暴风雨中离开了家。他拥抱过他的妻儿，在大雨中竖起衣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山里的天，十月份就开始冷了。每天晚上都下雨。雨水在路中间流淌，奏着悲伤的曲子。土豆田里的乌鸦开着各种各样的会，凄厉的叫声充斥着空寂的苍天。 我们住在村口一座老石头房子的二楼。一楼是间宽敞的空屋，以前是做仓库用的，窗户早已遵照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堵上了。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段岁月的味道。烟味、霉味、栗子味、白菜味，寒冷的味道，忧愁的味道。日子一天一天逝去，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早已忘却。但是，那种味道留下了，有时候，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它会重新出现。随着那味道，我们的记忆重新浮现：悠长的童年岁月，悠长的战争岁月。 入不敷出。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明白？我祖母热尔梅娜有时会在晚上说到钱的事儿，而我，正趴在我的空盘子上冲瞌睡呢。“咱们该咋办？牛奶、蔬菜，没哪样不贵的。”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时间。钱的用处是让人不再考虑时间，不去害怕已经过去的和将要重复的日子。 起居室就是厨房。所有的卧室都很阴暗潮湿，窗户统统朝向一面爬满苔藓的石墙，墙上日复一日地往下淌水。惟独厨房是临街的，有两扇敞亮的窗户。晚上，祖母在窗户上钉一张蓝纸，作为熄灯的信号。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就算是冬天，厨房里也有阳光。我们不需要窗帘，因为对面没有人家。外面的路是朝山里去的，没什么人经过。每天只有清晨时分会有一辆小汽车呼哧呼哧地往山上爬，喘得像烧开的锅炉。一听见它开过来，我就会立即冲到窗边，好瞅瞅那只金属大虫。它没有鼻子，背上驮满了帆布捆着的大包小包。小汽车停在比我们家地势低一点的广场上，不过桥。我弯下腰，可以看到低处的杂草，草尖上是村庄的屋顶和教堂的方塔，方塔的摆钟钟面上刻着罗马数字。我一直没学会看钟，不过我觉得，它似乎一直指着正午。 厨房在春季到处都是苍蝇。我祖母热尔梅娜坚持说，是德国人把它们带来的：“打仗前没那么多的。”祖父笑话她：“你怎么能肯定？你数过吗？”祖母却不依不饶：“都已经十四只了，我看着它们来的。德国鬼子用篮子带了它们来，在这里放了，想让咱们泄气的。” 为了抗击这些昆虫，祖母在电灯泡上贴了些胶带。因为没钱，她每天晚上都要把胶带取下来清理上面的苍蝇，第二天早晨继续用。不过，胶带每取下一回，都会损失一点粘胶。于是，所谓的“陷阱”很快便成了昆虫们的栖息地。祖父呢，他的办法要更彻底些。每天早上，他都用一只修补过无数次的苍蝇拍做武器，开始一天的捕猎。除非打到**百只苍蝇，否则，他绝不肯吃午饭。餐桌上的漆布可不是我们战斗的舞台，祖母热尔梅娜为了保持清洁，绝对禁止我们在桌上拍死哪怕一只苍蝇。而在我眼中，那块桌布是我生活中*重要的装饰品。其实，那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桌布，厚厚的，泛着油光，散发出硫黄和橡胶的味道，和厨房的各种香味搅和在一起。 我在桌布上吃饭，在桌布上画画，在桌布上做梦，有时还在桌布上睡觉。桌布上有装饰花纹，我不知道那是花，是云，还是树叶，或许兼而有之吧。祖母和母亲在桌布上为我们做饭：切菜切肉，削胡萝卜、土豆、蔓菁和洋姜。祖父于连在桌布上炮制他的香烟：把烟丝、干胡萝卜缨和桉树叶卷在一起。下午，祖父母午休的时候，母亲玫瑰鸥开始给我上课了。她翻开书，给我读书上的故事，然后带我去散步，一直散到桥边，看桥下的河水。冬天，天黑得早。虽然戴上了羊毛帽，穿上了羊皮袄，我们还是冻得直哆嗦。有一阵子，母亲总爱向南走，好像要等什么人似的。每回都是我拉住她的手，牵她回家。有时候，我们会撞见村里的孩子，穿丧服的女人，母亲也许会上前跟她们寒暄两句。为了挣钱，母亲在晚上做些缝补的活计，仍然在那块了不起的桌布上。 我相信，正是在这块桌布上，我**次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国度。母亲读的那本红皮厚书里讲到了希腊，讲到了希腊的小岛。我不知道什么是希腊。那是些词语。门外——在寒冷的峡谷里，在教堂的广场上，在我跟着母亲和祖母买牛奶或土豆的店铺里——是没有词语的。那里只有钟声，叫嚷声和木底鞋走在石子路上的嗒嗒声。 但是，红皮书里走出了词语和名字。卡俄斯、厄洛斯、该亚和他的孩子们，蓬托斯、俄刻阿诺斯和乌拉诺斯，布满星星的天空。我认真地听，没有听懂。大海、天空、星星。我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只知道桌布上的图案，硫黄的味道，还有母亲唱歌般的读书声。然而，从那本书里，我发现了一个叫做乌拉尼亚的国度。或许是母亲创造了这个名字，同我分享了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