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白观影记(辑五):独笑亦含颦

　　《潮白观影记（辑五）：独笑亦含颦》：　　8月19日，宝岛著名电影导演李行逝世，享年91岁。报道说，从1958年到1986年，28年间李行总共拍了52部电影，倡导“健康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我看过其中六部。按拍摄时间排列，分别是：《蚵女》（1963）、《养鸭人家》（1965）、《汪洋中的一条船》（1978）、《早安，台北》（1979）、《原乡人》（1980）和《又见春天》（1981）。归类的话，两部关于乡村，两部关于城市，两部为个人传记。　　我不知“健康写实主义”究竟何指，也不知彼时宝岛电影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单就这几部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善恶截然对立，结局皆大欢喜，人物和情节都相当理想化。换言之，或许在当时引起轰动，但是定格在了那个时代。中国台湾2010年有一篇采访报道，说李行“开创奇特时代背景下‘健康写实’类型”。奇特时代背景，这几个前缀的字加得很妙，如此“定性”才更加准确。这些电影在今天的价值，或只在于可窥宝岛当时社会风貌的一角，果真“健康写实”的话。　　两部乡村片，都用旁白来开宗明义。《蚵女》说：“在台湾西海岸一带，有好几万渔民靠着种蚵来生活，他们把一根根竹片插在浅滩上，让海水浸润，就会在竹片上长出千千万万个蚵来。”蚵，就是广东所说的蚝。这个背景交代或有必要，但至于蚵村的女孩阿兰，“个性像蚵的外壳一样坚强，可却有着一颗柔美纯洁的心”，则大可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让观众去会心。从电影中看到，在蚵田劳作的基本上都是女子，暴晒的烈日下，低头弯腰。收蚵的场面比较壮观：蚵筐两两相叠，抬上推车后像传统船只一样给双轮推车也张起风帆，几十上百，齐齐从海滩出发，“男拉女推回家园”。《养鸭人家》说：“养鸭是台湾农村普遍的现象。”其中，老林带着养女长途跋涉把鸭子赶去朋友家刚刚收割的稻田里，以及农协以林家为试点改良鸭种，农展会上的耕牛比赛、养鸭比赛，还有歌仔戏演出，都比较新鲜。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对宝岛的认识是随着电影而逐步加深的。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城市片，《早安，台北》《又见春天》正在其列。单是几乎包揽了绝大多数爱情文艺片男女主角的“双秦双林”，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就让人目不暇接。俊男美女，整日徜徉于餐厅酒吧，张口闭口都是谈婚论嫁，要么门当户对，要么穷小子遇到白富美、高富帅迷恋灰姑娘。加上“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名号，给我们以宝岛百姓无不富得流油的错觉。1985年我刚入读中山大学时有个美国留学生跟班进修，他在台北也待过几年，我曾好奇地打探台北城市建设，他说和广州差不多。我是有些吃惊的，因为那时的广州委实有些“破破烂烂”。2013年9月终于到宝岛一游，还真是似曾相识。　　《汪洋中的一条船》与《原乡人》径以郑丰喜、钟理和的本名呼之，电影都是根据他们的自传改编。二人的生命都很短暂，郑丰喜去世时32岁，钟理和也只有45岁，但是他们都是励志的榜样。郑丰喜先天残疾，双腿自膝盖以下萎缩，无法行走。生活道路也相当坎坷，小时候放鸭子差点儿被突发的大水淹死，跟着走江湖卖药的赵伯伯在外流浪了好几年，但是他身残志坚。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努力，他笑着回答：“你们进大学是走进来的，我是爬进来的。”他成名后有个演讲，荡气回肠：“我们*大的敌人，不是轻视我们的人，不是屈辱我们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有信心、有勇气、能吃苦、肯努力，我们就能站起来！”钟理和的坚持，则是文学创作。早年，他因抗拒同姓不婚的陋俗，带着心上人远走沈阳谋生，那时他就说过：“一个人为了生活，混个一日三餐做什么都可以，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于是他立志写作，实现从小就有的愿望。抗战胜利后回到宝岛，虽然抱病且穷困潦倒，虽然退稿极多，但他始终笔耕不辍。终于在1956年，以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的获奖而一举成名，　　在李行电影中，我比较推崇的就是这两部。“双秦”中秦汉饰演的郑丰喜，阳光、硬朗，饰演的钟理和在生病前与生病后判若两人，拿捏得相当到位。巧的是，“双林”中的林凤娇分别饰演他的妻子，吴继钊与钟平妹也全然两种形象。“健康写实主义”，或在这里才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1983年，李行与胡金铨、白景瑞合导的《大轮回》，败给了三名后辈拍摄的《儿子的大玩偶》，后者的导演之一正是由李行电影场记起步的侯孝贤。这一败，被视为宝岛电影的世代交替。此后，如侯孝贤《恋恋风尘》《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杨德昌《恐怖分子》《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吴念真《多桑》等横空出世。后辈的这些电影，我以为也是“健康写实主义”，且在“写实”的力度上远远超越了前辈，“写”进了骨子里。那么，在宝岛电影界属于“教父级”的李行导演，其作品置诸历史长河之中，大约只是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