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德育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

　　《高校德育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　　2.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文化滋生的疆域广阔，腹里纵深，拥有东西南北气候、土壤、动植物群落差异显著的地理生态格局，必然带来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元特性，每一个区域的文化都明显带有该区域的地理生态特色。不同特质的文化又构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如黄河流域的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吴越文化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东部温暖湿润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干燥的西部、北部地区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虽然统治者在汉时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治国思想，但并未完全扼杀各区域文化的特质，人们长期生活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之中，自然要接受其教化，因此他们的心理、性格、行为也必然带有该类型文化的特征。　　数千年间，中国不同时代的王朝有规律地经历了多次迁徙，大体上是沿着自东向西，以后又由西北而东南，*后到元明清时的北方，先后形成闻名于世的七大古都，即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中国这一历史现象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古老国家，那些国家的都城较为稳定甚至单一，如埃及的开罗、古罗马（现意大利）的罗马、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等。中国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它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开拓以及民族的融合有关，在数千年辗转迁徙的过程中，汉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了一体化，进而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以其独特的魅力自立于世界东方，影响远播世界各地。　　一、中国文化植被的经济基础　　（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农耕文明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夏、商、周三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夏历的产生，开创了农业立国的先河，商甲骨卜辞对主要农作物如黍、稷、粟、麦、稻、菽（大豆）的影响均有显现。殷人重视天象历法，又制定了完整的纪时、纪日、纪年法。周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其先祖教民耕作，倡导农桑，被后人尊为后稷。西周的农业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施肥、中耕、熟耘、选种、防治病虫害以及休耕等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的耕作方式。春秋战国以后，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无不高度重视农业，纷纷广泛应用铁制农具、推广牛耕、兴修水利等。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黄河、长江流域虽然同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合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域向南扩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的蹂躏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在战乱的压迫下，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向南迁徙，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而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　　（二）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以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尺度可以区分为殷商西周和东周至明清两个阶段：殷商西周时期是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阶段，或称“三代井田”阶段。东周井田制瓦解至唐中叶均田制瓦解，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阶段，唐中叶均田制瓦解到鸦片战争，是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的阶段。后两个阶段又可以划归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土地私有阶段。殷周时期土地国有和集体耕作制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的，也是在氏族公社解体后，进入阶级社会，血缘贵族保留土地公有制外壳，并继续实行集体生产的一种经济制度。到了西周后期，土地国有制出现瓦解的迹象，诸侯贵族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他们也逐渐和周天子一样，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封地，或用战争的手段掠夺别人的封地。不可否认，那些耕作私田的劳动者也逐渐拥有对私田的部分所有权，奴隶制度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东周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土地国有形态走向瓦解，井田制破坏，变“公田”为“私田”的现象普遍出现。尤其是土地买卖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东周以后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也打破了以往那种集体生产的农耕传统，而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态过渡。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织，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或以工助耕、以商助耕的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小农业，逐渐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直接向个体生产者征收赋税徭役。　　尽管东周以后土地日益私有化，农业生产转变为家庭个体生产经营，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农耕经济进入了纯粹“自给自足”的状态，恰恰相反，在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当农耕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平之世，商品经济也随之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商品经济对于农耕经济的依附性质又促使工商业者的普遍归宿是*终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去，促使地主、商人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性质大大削弱了商品经济对于农耕自然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但就总的趋势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化的深入，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这种不断进步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多元化封建经济的繁荣和更新，对旧的生产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量。正因为如此，到了明清两代，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变动时期。　　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延续力*为持久，悠久昌盛的古代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根植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中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演变发展中，农业自然经济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起到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