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革命

　　《论当代革命》：　　我想，1931年以后英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国内没有什么大变动。就失业、萧条地区、住宅、营养、教育等等而言，问题的重点仍旧和政府上台前一模一样。在处理印度这个严重问题上，它不能当机立断，就跟它的前辈在十八世纪处理美国问题上和十九世纪处理爱尔兰问题上所表现的一样。看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它能够勇敢地或富于想象力地去应付的。1939年战争爆发时，它放弃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刑法改良法案，因为建议废除鞭笞可能影响到它在下院的多数，这也许就是它的精神实质的表现了。　　在处理内部事务时的这种胆小怕事的心理，在国际方面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政治家们碰到了新的问题，却不敢凭着自信或勇气去处理。一方面是苏联，它自知力量在不断增强，它的建立基础，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是跟英国的经验和英国的信仰背道而驰的；但苏联*关心的却是和平，因为和平是它*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都已推翻了民主，都热衷于改变世界地图，可能的话用谈判，必要的话用武力。德、意两国的统治者所以需要改变世界地图，一来是希望袭用故技，借国外的征服使人民对国内的专制政治觉得有了补偿，二来是为1914年战争失败和希望破灭报仇雪耻。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马上对那些渴望维持和平的强国执行一项挑衅的政策。他们宣布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发现谁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老实不客气把要的东西拿了过去。他们的每一个得寸进尺的行动，都证明英国政府在接二连二的猖狂侵略面前胆小怕事，举棋不定。它把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奉送给了意大利。它容许西班牙共和国成为法西斯独裁者的牺牲品。它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献上了希特勒野心的祭坛，甚至胡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为防止灭亡而自卫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因而要为此负完全责任哩。　　有人主张，只有奉行集体安全政策，才能拯救欧洲，免得它被独裁者们蚕食光，但英国政府对这种主张却置若罔闻。它使得苏联确信英国不复有反抗侵略的意志。英国政府的政策优柔寡断，其结果便是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当时，唯一可能阻止希特勒冒险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的因素，是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受敌；和苏联缔结的条约正好消除了这种害怕心理。希特勒向波兰提出了荒谬的要求，而在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以后，英国曾保证使波兰不受到侵略。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向波兰进攻；两天之后，英法对德宣战。这样，全部“绥靖”年代就以绥靖政策原来一心要避免的一场浩劫而告终了。　　人们不禁要问：特别是在希特勒当权的六个年头中，英国政府为什么从未制订过一种足以制止侵略者的首尾一贯的行动方针？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政府首脑们天然惧怕任何一项由于包藏着威胁而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不管你怎样责备张伯伦先生，他反正有一个重要的护身符，就是他把和平保持了好久，甚至比可以合理地指望的还要长久。尽管如此，英国政治家们在1931年以后几年中的罪状，仍旧是极其严重的。他们宽恕了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及此后的侵略行径。他们宽恕了意大利的每一侵略行动，甚至对侵略者给予大量令人作呕的赞美，对他在国内的暴虐行为也绝口不提。同样地，他们宽恕了德国的每一侵略行为，甚至默许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被瓜分。所谓的对西班牙不干涉政策，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它的友谊对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存心对苏联冷淡了五年，而在这五年中，苏联满可以动员起来，保卫英国所渴望维持的和平。在那些年头中，他们露骨地表示：对于德国进攻苏联，他们即使不欢迎，至少也会漠不关心；这样，人家自然要疑心他们会坐视苏联毁灭了。英国政府对两个民主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两者都是在它的首肯或默许下灭亡的），而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这些半法西斯国家却作出庄严保证，我们不能不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　　就算英国政府仇恨战争这一点是有莫大功劳的。可是，很明显，至少从1935年开始，他们在和那些不像他们那样讨厌战争的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准备在赌博仿佛是合法的时候，有意利用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在那些年代里，防止战争爆发只有一法，就是在战争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坚决反对把战争作为改变现状的方法。如果这样做到的话，不管是在“满洲”还是在埃塞俄比亚，侵略者肯定要完蛋的，而侵略者的完蛋对于他以后的同伙也会有深刻影响。显然，张伯伦先生和他的同僚办事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不打算再“姑息”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态度的逻辑表明：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必须对侵略者大肆恫吓，使侵略者不但懂得他所冒的危险，并且知道这种恫吓不是虚张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