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旅馆

谢天谢地，好消息终于来了。确实要把他们送到犹太聚居区。德国不正是通情达理的文明之邦吗？丽莎对此深有体会，她听着亲切友好的德国人的声音生活了半辈子。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就连共产党员都对德国人赞不绝口。为什么呢？因为当克雷斯查迪克大街发生爆炸的时候，德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派了一小队人在城里巡逻，警告人们不要离开家！他们救出了老人、小孩和病人，现在又打算送这些人去犹太聚居区！不，他们只是被疏散到大后方，到安全的地方去。但为什么要先疏散犹太人呢？有人这样问。答案来得很快，而且充满自信：“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有血缘关系。” 然而，怎么解释布告上冷酷而野蛮的语气呢？“所有的犹太佬……所有的犹太佬……”但这种说法只有犹太人自己听起来会觉得野蛮。对德国人来说，不过是中性的描述，就像“保暖外套、内衣等”一样。而且你看——一个年轻女人一语道破——他们写的是迈尔尼科夫斯基大街和多克图若夫大街，这两条街根本不存在；他们指的是迈尔尼科夫大街和德格特亚内夫大街。可见这项命令经过一个拙劣的译者之手。他，或者她，赋予其令人不快的语气。 丽莎辨认出德文版本的语气毫无二致，但没作声。她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她天生的直觉就像骨头上的肉一样，已经荡然无存。她只能希望并祈祷先知们的末世预言是错的。紧接着，一个小时后，当他们开始收拾行李时，好消息如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波多利区：他们就要被送到巴勒斯坦去了。 …… 他们确实往前拥了一小段路。现在能真真切切地看到带刺的铁丝栅栏，街道每一侧都有德国士兵和乌克兰警察。就像所有的火车站一样，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因为除了要上路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是来给亲戚朋友或街坊邻居送行的，还帮着搬运行李，搀扶病人。其中一些人想从人群里往回挤，还有一些同样执着地往前挤，要看着亲人安全上车。甚至还有夫妻在互相道别，怪不得移动几码要花上半天。 柯利亚愤恨地长叹了口气，母亲挠挠他的头发以示安抚。很快就不能这么做了，因为他差不多已经跟她一样高了，而且还在拔穗似的一个劲儿长个。大提琴手的女儿索尼娅从前面往后传话，说一辆满载的列车刚刚发出，另一辆就要从侧线上开过来了。据说车厢的过道里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对他们来说，这准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旅行。 为了让一辆出租马车通过，他们不得不挤到公墓的围墙边。车夫粗暴地挥舞鞭子为自己开道。他刚把一车人送到车站栅栏边，又急着去招揽更多乘客。透过人群中临时打开的缺口，他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行李正被堆成一堆放在左边。看来索尼娅说的似乎没错：他们的行李会用另一辆车单独运输，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再平均分配。除非他们打算贴上姓名牌？丽莎已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但周围许多人惊慌失措。有些人从包袱里拿出一截截细绳和撕下的纸片，制作起临时标签。 已经太迟了，因为人群忽然向前涌动。负责堆放行李这一艰巨任务的，是一个高大英俊、留着长黑胡子的哥萨克男人，身手敏捷，干活麻利。人们不禁要赞美他出众的外貌和威严的神态，也不禁对那些士兵和警察产生了些许同情，他们正竭力控制着骂骂咧咧、脾气暴躁的人群。丽莎和她儿子终于穿过了栅栏，期盼中的火车却不见踪影。同样的人群，只不过换了个略微不同的地方等待，但给人的感觉是自己离目的地又近了一步。就像从前在电影院排队等候一样，终于从大街上走进了拥挤的大厅。仿佛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对比，人们身上的“保暖外套”被拿走了。一个当兵的走过来，彬彬有礼地替丽莎脱下外套，又拿走了柯利亚搭在肩上的外套。 自从她不再参加剧院的节日演出之后，没人替她脱过外套。 她颤抖了一下，完全不是因为觉得冷。即使没穿外套，她还是觉得闷得慌。不对劲的是附近偶尔传来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枪声还是令人惴惴不安，并引发了内心的恐慌，表现为她对琐事的关注。比如索尼娅正往嘴唇上补口红。不可能是枪毙群众——也许有人违抗流放的命令，结果被找了出来。孩子们在哭，这倒让人松了口气，因为毕竟是人类可以理解的声音。那天的天气很好，当然有可能是德国人练习射击的声音传了过来，甚至可能是从前线传来的。丽莎揽着柯利亚，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脸色惨白，看来不大舒服。他点了点头。 她解开包袱，递给柯利亚一个杯子和水瓶。她用一些洋葱和土豆跟索尼娅换了些发霉的面包和两小片奶酪。其他人也正坐在包裹上吃东西。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场景可以一分为二：高度紧张，甚至恐慌，却摆出远足野餐的样子。一架飞机在上方低空盘旋，时不时仍能听到机关枪扫射的声音。但人们或是充耳不闻，或是在吃东西时不去想它。 士兵们每次打发几个人走。他们会数出一组人，送他们离开，等上一会儿，再送走一组。当丽莎试图咽下一小片奶酪，却发现它卡在喉咙里时，她心里终于接受了穿过栅栏以来就已领会的事情——他们都会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