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婚姻与社会

宋代原则上允许妇女再嫁 宋代妇女何以再嫁者较多、守“节”者较少，法律原则上允许妇女再嫁是个重要原因。下面先略举四个案例，再略加分析。 （一）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是驸马都尉李遵勖的妹妹，她“有六子而寡”，寡后多年未嫁。监察御史唐询为了讨好李遵勖，抓住此事，攻击吴育。他向皇上告御状：“弟妇久寡，不使再嫁。” （二）元祐年间，开封有荫人尹绅控告“继母窃亡父家资改嫁”。知府钱勰认为其继母无罪过，谴责尹绅： 既不能养，使继母改适，又以盗家资为言，不可以训！ 钱勰惩处尹绅： 特不用荫，杖而羁于旁郡，以励风俗。 “有荫人”指后妃、官员亲属有资格荫补为官吏的人。“不用荫”即取消其荫补资格。李纲在为钱勰所作墓志铭中，对他如此断案，大加赞许。 （三）绍兴初年，踞州士兵周祐的妻子向政府报告：“夫死无以自存”，请求居丧“改嫁”，“令行禁止”：“政以猛闻”的知州程昌寓，不止“与之钱，使殓死者”，并且“从其请”，准许她提前于服丧期间另嫁。 （四）南宋末年，李孝德告发其寡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身为地方官的胡颖在审理此案时居然替阿区辩护： （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所自择。 并严正斥责李孝德： 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本业，专好论诉。 胡颖宣布阿区无罪，判处李孝德“杖一百”。 阻止寡妇“更嫁”成为罪名，控告寡妇“改适”“易夫”受到惩罚。上面四个案例难道只是个别材料，不能以偏概全吗？非也。苏轼诗云：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法制建设，法律规定比较严密，正如叶适所说： 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其实，宋代法律并未笼统禁止改嫁。《宋刑统》禁止的只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这些条文全部抄自《唐律疏议》，无一字增损，无一字改易。怎么能说唐代法律准许妇女再嫁，而宋代不许呢？ 诚然，《宋刑统》颁行于宋初，其后“以敕代律”，法令多所改动。如《宋刑统》规定妇女居丧不得更嫁的期限为27个月，到宋哲宗时，将难以维持生活的寡妇居丧期限缩短为100天。但改动的仅仅是某些具体规定，妇女可以再嫁的基本精神在有宋一代始终未曾改变。直到南宋时期，法律仍然同唐代、北宋一样，丈夫随意休妻将受到惩处。淳熙年间，陈傅良知桂阳军时发布榜文： 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还。 这段榜文照抄《唐律疏议》《宋刑统》。丈夫休妻受限制，妻子在一定情况下准许主动离婚改嫁。南宋法律规定： 已成婚而夫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 不仅国法，作为国法补充的家法、族规同样允许“夫亡改适”“寡妇再嫁”。由范仲淹订立，一直推行到南宋时期的《义庄规矩》规定：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女子再嫁的待遇优于男子再娶。当时流行的休妻文书，虽属民间文约，但政府承认其法律效力。休妻文书照例写上这类字句： 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 情愿退还本宗，听凭改嫁，并无异言。 从上举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在宋代不仅寡妇、出妻均可改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如丈夫“移乡编管”“出外三年不归”，甚至夫妻关系不好、感情破裂，女方可以主动离婚，然后再嫁。因此在宋代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女方主动离婚的事情并不少见。如宋仁宗时，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的妻子徐氏“有姿色”，她嫌丈夫形象不佳，“反目离婚”。宋神宗时，比部员外郎鲁有开“空坐而谈文章”，为其岳母“所憎”，“于是大悔之，遂夺夫人以归”。元祐年间，王齐叟“娶舒氏女”，“常醉酒嫚骂”其岳父，岳父“不能堪，取女归，竟至离绝”，舒氏女“后更适他族”。宣和年间，开封药商骆生多次家暴其妻，妻“不能堪，与之决绝”，后改嫁内酒库吏周钦。宋高宗时，四明曹秀才之妻厉氏另嫁的原因是： 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韩）。 宋孝宗时，向滈的岳父“恶其穷，夺其妻以嫁别人”。向滈无可奈何，空自叹息： 人情甚似吴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难。 淳熙年间，相传辛弃疾遭到其岳母，也就是京畿转运使吕正己的妻子的驱逐。吕妻“严毅不可当”，人称吕婆。张端义《贵耳集》载： 吕婆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触其怒，竟逐之。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 所谓“桃叶渡词”即收入《稼轩词》里的《祝英台近·晚春》，其上阕云：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后来词学研究者认为此词与辛词的豪放风格不同，评介道： 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 如知其写作背景则可测矣。南宋后期，“林莘仲因事编管，而六年并不通问”，其妻卓五姐“与议和离，立定文约”。六年后，林莘仲要求复婚，地方官认为“揆之于法，自合离婚”，“使卓氏已嫁他人，今其可取乎？”并裁定：“林莘仲可谓妄词，合行收罪免断。”大约同时，比阳富人王八郎“因与一倡绸缪”，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其妻“执夫袂，走诣县”。县官准予离婚，并“中分其赀产”。 可见，宋代法律给予女方的离婚权和改嫁权并非纯属一纸空文，全然未曾兑现。如果同唐朝相比，尽管法律条文本身基本相同，但在具体实施时，似乎唐代偏严。如唐代宗时，抚州人杨志坚“嗜学而居贫”，“其妻以赀给不充”，要求离婚再嫁。刺史颜真卿虽然依法“任自改嫁”，但指责杨妻“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判处她也“笞二十”。“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唐代官员如此断案，较之前举宋代案例，显然多少有些差别。 如果深挖细找，在宋代的全部法规中，可以找到一项唯一禁止妇女改嫁的规定： （庆历四年八月）甲寅，诏宗室大功以上亲之妇不许改嫁，自余夫亡而无子者，服除听还其家。 这项规定一度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并更加苛刻： 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 然而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这项规定仅适用于宗室妇女，并非适用于所有妇女。第二，仅施行于北宋前期，并非通行于有宋一代。宋仁宗时，汝南郡王赵允让担任管理宗室事务的大宗正，他提出异议： “此非人情。”乃为请使有归。 赵允让是宋英宗的生父，宋英宗即位后，下令准许“宗室女再嫁”。宋神宗在熙宁十年（1077）重申宗室女可再嫁。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元年（1078）十月甲午诏： 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其后夫已有官者，转一官。 《宋会要辑稿》所载此诏在文字上稍有不同： 诸宗室缌麻以上及袒免女，听离再嫁，如已追夺前夫恩泽，后夫即降一等，有官者转一官。 意思大致相同，都是用加官的办法对愿意娶再嫁宗室女为妻的官员给予优待。宗室女再嫁，在经济上有困难者，朝廷给予资助。如政和二年（1112）八月，经宋徽宗批准，“夫殁无子孙”的袒免亲宗女“至再嫁，比附非袒免亲宗女再嫁钱数支给”。直到南宋时期，法令仍然肯定宗室女可“已适而再行”。 可见，在宋代禁止宗室妇女再嫁的规定经历了一个由施行到废止的过程，这恰好表明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越来越小，越放越宽。何况限制宗室女性再嫁，唐朝有例在先，宋初因袭而已。唐代规定：“公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唐代与宋朝的规定不同之处在于：**，“公主”与“宗妇”，在范围上有宽窄之分；第二，“有子”与“无子”，在程度上有宽严之别。据此能否证明宋代禁止妇女改嫁比唐代范围更宽、程度更严呢？显然不能。 就禁止妇女改嫁的专法而言，唐代并非仅有公主不得再嫁一项，还不准官僚妻妾再嫁。而宋代对此既未予以重申，更未加以推行，因而官僚妻妾改嫁的事屡见不鲜。如绍圣年间，太子太保韩缜死后，“家赀巨万”，其爱妾蟾奴“尽携他适”，其子韩宗武“恬然不较，乡里服焉”。北宋末年，陈瓘与潘良贵同是一位改嫁妾媵所生，其母“往来两家”，当时人将此事誉为“前所未有”的佳话：“一母生二名儒。”绍定年间，太师史弥远死后，他的儿子史宅之将其爱妾顾氏“以礼遣嫁”。可见宋代与唐代不尽相同，唐代“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宋代则是官僚妻妾有再嫁之事。当时还流行着以名人妾媵改嫁、遗腹而生为荣的风气。如童贯自称韩琦之子，梁师成、孙觌自称苏轼之子。林可山甚至自称是“本不娶妻”、梅妻鹤子的林逋（号和靖先生）七世孙。他们攀附名流，遭到世人嘲笑。有人写诗嘲讽林可山： 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 若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元代士大夫们忍无可忍，大声疾呼： 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八月下诏： 命妇夫死，不许改嫁。 这条中断了数百年之久的禁令重新恢复，这已经是宋朝灭亡30余年之后的事了。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唐宋两朝对待妇女再嫁实无制度性的显著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有，便是唐朝限制较严，宋朝放得较宽。宋代法律非但没有完全剥夺，相反倒是给予了女方一定的离婚权和改嫁权。但当时女儿婚事唯父母之命是从，确切地说，这些权利并不属于女子本人，而是属于女子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