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电影与近现代中国十讲

　　《“红色经典电影与近现代中国”十讲》：　　孟犁野认为《农家乐》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名为“农家乐”，但观赏时并没有乐趣可言。影片拍成后，在电影界内部受到批评。但批评的锋芒并没有指向它的要害——概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而是指责它鼓吹“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发家，种棉花”。　　视频：《葡萄熟了的时候》（2分钟）　　《葡萄熟了的时候》是由孙谦编剧，王家乙导演，欧阳儒秋、杜德万、李百万、柳毅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2年拍摄的电影。影片讲述了1951年夏天，南沙村葡萄大丰收。周大娘园里的十亩葡萄每亩摘到1200斤，为了安装水车和给女儿红娥置办嫁妆，周大娘等不及赶庙会，急着想卖掉葡萄。合作社负责人丁老贵认为推销葡萄不是他分内事，而因此与周大娘产生矛盾，周大娘一气之下要将葡萄卖给奸商刁金。支农工人龚玉泉劝阻，周大娘才没上当。县委和县联社闻讯，及时给合作社拨来一笔资金，周大娘和丁老贵消除了误会，周大娘把葡萄卖给了合作社，并主动捐款支援抗美援朝。　　电影剧本发表之后，曾经受到称赞。有评论认为：“作品所反映的主要的思想矛盾，并不是极端落后的思想与极端进步的思想矛盾，而是在前进途中思想步调不一致的矛盾。应该说，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恰当地反映出新现实的矛盾。”影片播出后，有评论认为：作品并没有深入展开这个“在前进途中思想步调不一致的矛盾”。孟犁野认为：“孙谦以较敏锐的眼光，关注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中国农村的现实，努力捕捉‘土改’后农村中新的社会矛盾，是应该肯定的。同时较之《农家乐》，《葡萄熟了的时候》在艺术创作上也前进了一步”，同时也认为“影片在艺术上暴露出的毛病也颇多”。　　第三，以新旧对比的模式忆苦思甜是红色经典电影初创时期的特色之一。有学者把这一类影片称之为：“翻身的颂歌”。这一类影片的代表作是《白毛女》《龙须沟》等影片，都是通过展示旧社会的苦难衬托新中国的幸福，从而传递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旧中国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从艺术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电影由于创作上的时间紧迫或短暂，大多停留于写实层面，影片的故事情节大多偏重于事件的进程与人物的经历，艺术的想象或创造较少。　　视频：《向经典致敬》——（《白毛女》的扮演者田华讲述拍摄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4分钟）　　田华回忆说：我生长在河北省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儿时的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场景。我的三哥于1937年聂荣臻部队来河北的时候当兵，第二年牺牲在冀东的一场战役里；二哥在区里工作，在一场鬼子扫荡中牺牲，他们都是无名烈士。我大伯被烧死在红薯窖里，大姐被一边喊“花姑娘”一边追赶的鬼子吓疯了，我父亲也被敌人抓去*后病倒身亡。这一切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我在12岁的时候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开始接受党和军队的培养，我的名字田华就是汪洋副社长替我改的。当时剧社活动特别多，慰问战士、群众宣传、驻地教歌、开办识字班等等，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进步的机会。记得**次正式演出是慰问参加“百团大战”的革命队伍，在一个舞蹈的*后，我爬上梯子向凯旋的抗日官兵敬礼，直到*后一个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骄傲，因为这是我参军后的**个正式角色。从此，我参加了剧社创作的《子弟兵和老百姓》《让地雷活起来》《红枪会》等文艺节目，还经过无人区到山西敌后炮楼下的农村去演出，历经炮火的锤炼。1943年，敌人的扫荡更加残酷，演出队大多数人去了延安，只有我和另外两名同志留下，我们急得直哭，一心想跟随大部队到毛主席身边去，但是根据任务需要，我们再着急也要做到“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16岁那年，我入了党。在面向党旗宣誓时就决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我就跟随着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从保定、石家庄到天津，再到张家口、宣化到北京，为部队官兵演，为驻地群众演，还曾在张家口为苏联红军演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电影制片厂要筹拍电影《白毛女》，将当时的歌剧《白毛女》搬上电影屏幕，以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看到“土地还家”的故事，感受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演过喜儿，演得也比我好，但*后为什么是选中我饰演喜儿呢？这得感谢王滨导演。《白毛女》的故事发生在河北平山，导演要找一位北方人来演，而我就是北方人。导演说我长得一看就是个“土包子”。我才上了3年小学，到部队后又住在农村，一身的“土气”。当时很多人说我脸长得比较平，不上镜。但导演力排众议，说什么好看不好看，像喜儿就行。我自幼丧母，跟着父亲生活，家境贫寒，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年关要账的来了，父亲就出去躲债。这与喜儿的经历有些相似。再加上陈强、张守维等老演员的帮助，*终我饰演的喜儿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