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立本——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

　　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又适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虽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之信也。然间以语人，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余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为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远、厌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辄序其所以而题之日《中和旧说》，盖所以深惩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学者读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远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由上可见，朱熹早年的中和思想曾有过两次重要演变，**次即序中所谓“一日谓然叹日”的见解，学者一般称为“中和旧说”（王懋竑《年谱》以中和旧说悟于乾道丙戌，故亦称“丙戌之悟”）；第二次即序中所说“己丑之春”的“冻解冰释”，一般称为已丑之悟。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的宇宙论背景始终是朱子探讨中和问题的基本立场；而将未发已发统一于自然的气化流行也始终是其“中和旧说”的核心；受到张械质疑后，他又将张械得之于湖湘学派的心与性之体用形着关系直接附会于他的宇宙论之形上形下关系，然后再通过程颐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问”，一并推及于心性情关系，于是形成了心性情之三分而又体用两层的格局。这一过程，诚如其后来在《答何叔京》一书中所说的，“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已发末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仁无不统，故恻隐无不通，此正是体用不相离之妙。”显然，他从宇宙论的角度来理解未发已发关系，进而将心性问题对象化，并以形上与形下分解的方式进行论证，这也就是朱子“中和新说”的基本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