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迈向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

　　线性进步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厚今薄古，把启蒙时代特别是法国视为文明的顶端，把古代想象为野蛮落后，把历史变迁视为从野蛮进步到文明或启蒙理性。这种观点典型地体现在孔多塞（2013：100）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表》中，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理性由于文明的自然进步而在缓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纠缠住了它，从而在腐蚀它，专制主义则以恐惧和不幸的重担在败坏着并麻痹人类的精神。唯独有一个民族[法兰西民族]逃脱了这种双重的影响。”赫尔德认为，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用启蒙时代的理性和价值为标准衡量古人的结果。启蒙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以这种特殊性为标准，又辅以一种抽象的思维去寻找历史上与之类似的共相，必然是徒劳的，因为历史上的民族和时代同样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以一个特殊时代为标准去寻找其他同样特殊的时代与它的共性，必然是缘木求鱼，也必然会贬低其他一切时代。对于这种只诉诸干枯冰冷的理性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做法，赫尔德极为愤懑。　　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只是想象的产物，是建立在对极端暴力事件的拣选基础上的，人们以此来证明东方人怕死。而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帝国的衰落阶段，只有在帝国*后的挣扎中才会诉诸这种手段。“从欧洲人的角度（或情感）来看，没有什么比专制主义更恐怖的了，于是我们为了安慰自己，使它背离自身，把他放在一个背景下，然而，在那里它并非我们基于自己的状况所想象的恐怖事件。”（Herder，2004：7）他认为孟德斯鸠把这种政体的驱动力描述为恐惧，正是从狭隘的政治维度出发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的历史状况并非如此。族长的统治，靠的并非用专制来制造恐惧，而是他“帐内的尊敬、榜样和权威”。他雄辩地证明，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并非现代欧洲人基于自己的处境所想象的那种与宪法保障的自由相对的恐怖专制主义，而是一种融尊敬与服从于一体的温和的父权制。父权制是东方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这些条件包括居住形式、风俗习惯、外部环境等，符合他们的自然秉性。或者说，父权制本身就是东方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把东方视为人类幼年时期的黄金时代。　　不仅父权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东方的宗教也是如此。长者、父亲、王获得上帝之代表的地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人们在服从父亲的意志、遵从古老习俗、恭敬地服从在上者的命令时，带着某种孩子般的宗教情感。现代欧洲人按照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把古代东方宗教想象成骗子和恶棍，完全是因为从现代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宗教情感是可耻的、有害的。但他们却没看到，那个时代、那片土地和那时人类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欧洲完全不同。故此，他猛烈抨击启蒙思想家用现代欧洲人的标准，把作为人类幼年时期的东方变成了“世界上*荒谬的东西：一个三岁老人（an old man of three years）”（Herder，2004： 11）。此类对启蒙哲学家的讽刺挖苦在赫尔德那里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