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

从世界史看中国现代化 梅俊杰 中国人关注海外中国研究，本质上还是为了借他人视野更好地认识自我。就此而言，“从世界看中国”实乃“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愿采用“从世界看中国”的方法，探讨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由世界史观之，“现代化”是欧洲中世纪晚期便开启的一个超长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内成为一个热点，是因为罗荣渠等历史学家希望在“革命史观”之外，找到一个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历史坐标，不仅用来客观认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而且能借此更好地指导本国的发展实践。 学界由“革命史观”转向“现代化史观”，这与当时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关联。那个年代，现代化成为时代*强音，官民都有共识。邓小平1983年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就是当时的眼光和胸怀。 进入21世纪后，现代化这面旗帜反而举得不那么高了。逐渐地，另外两个口号从左右两翼开始占上风，一是“民族复兴”，另一是“全球化”。必须承认，“民族复兴”的取向是往后看的，“全球化”又难免与新自由主义挂钩。因此严格说来，还是现代化这面旗帜*为中正宏大。 尚可喜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作为国家*高奋斗目标的现代化，提出以2035年为界分两步走，*终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过，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对现代化的宣传无论在力度上还是在一贯性上，都相对逊色，这方面大有增强的必要。 一、　现代化的普遍性：从西方向全世界扩散 现代化本质上是“现代性”向外扩散的一个过程，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早集中出现在西欧，但随后就向世界辐射。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这种现代转型以工业化为驱动力，其他各个方面也相应变迁，包括经济、科技、政法、军事、交通、城市、观念等各个方面。转型成功的国家即成为现代“发达”国家，否则便是“发展中”甚至“欠发达”国家。 有人说，西方文明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现象”，所以现代化缺乏普遍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任何创新总是先起源于某个地方，之后再向外辐射的。可是，不同的创新具有不同的辐射力。世界史早已表明，西欧的现代性恰恰具有强大的辐射力，*终成为一种冲击全球的普遍性力量，至今也未停歇。再把这种普遍性力量称为“地方性现象”，不免有点自欺欺人。 世界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未必就是中华民族智慧不够，问题出在“大一统”上，体制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身不由己的约束力。本来，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颇相类似，后来彼此也都经历了大动乱，中国是所谓“五胡乱华”，欧洲也有乱欧“五胡”（日耳曼人、匈人、马札尔人、维京人及穆斯林）。但随后双方就各奔东西：中国从隋唐重回大一统，西方却分裂出民族国家，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利弊未便妄断。然而，从竞争能激发创新、多元更容纳先进生产力这些方面看，列国多元体系无疑有其所长，而且越往后发展，其优势越发显著。由此可见，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和发动机，实不足为奇。 当代西方文明成熟之后，讲究“政治正确性”，自己起来批判欧洲中心论，不愿意把现代化称为“西方化”，这种姿态值得欢迎。但是，我们不要“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非西方社会的积极因素当然应该融入现代化，但现代化进程内含的西方本源、西方原动力、西方文明框架我们是无法否认的。 有鉴于此，不妨把现代化理解为一条从西方起始的大道，这条大道是“多车道”的，可以允许有不同的速度、开不同的车，但这条大道又是“单向”的，不允许走回头路，大家总体上始终在你追我赶、加速向前。故而从世界史看，现代化的一般性大于特殊性，普遍性高于民族性。 二、　现代化的特殊性：尤其可见于后发国家 历史上，英国是**个工业化社会，人们一般把英国当作现代化的原型。原型意味着它是某种标准，具有示范意义。但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跟英国的现代化一模一样，毕竟时空条件总有差异。因此，作为一般的现代化原型又派生出各种变体，所谓特殊性就此而来。 这方面较典型的是德国的现代化。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认为，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使得德国无法照搬英国的自由主义发展药方，而必须有自身独特的现代化方式。李斯特强调德国的赶超要靠关税同盟、政治统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简言之，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采用了一种“民族主义赶超发展模式”，以李斯特学说为基础，明显有别于当时英国倡导的、以亚当·斯密学派为基础的“世界主义一体发展模式”。 如今我们知道，德国的那种现代化模式其实并无原创意义上的独特性，因为英国15—18世纪长期努力改变自身落后局面时，所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只不过英国进入19世纪开始拥有显赫竞争优势后，就抛弃原有的保护主义，转而实行自由贸易，还劝说其他国家一起来搞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如此看来，德、英两国在落后情况下，其现代化的模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前后时空上的差别而已。 当然，德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也不是一点没有，毕竟德国是在英国这个工业强国先已崛起的阴影下推行自己现代化的，它已经不可能再像英国那样从容不迫地搞上几百年。因此，德国的现代化是比较急风暴雨式的、更加政府干预式的，以后德国发展中出现纳粹主义之类问题，跟德国现代化的后发“速成”方式有一定关系。 三、　社会主义：一种特殊的后发现代化方式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比德国、美国等国的现代化更加后发。一般而言，一国率先现代化之后，就获得了先发优势，先发与后发国家之间会形成能力上的差距，在军事、工业、技术、行政、金融、文化各方面都会有落差。领先强国相对于落后弱国会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会释放一种“边缘化压力”，惯于把弱国改造成自己的附庸。强国与弱国越晚相互遭遇，其间的差距就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弱国就难以靠常规手段来翻身。比如，越到后来，东南欧、亚洲不少国家就越是难以复制德国之类的成功。 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如果说，早期的社会主义着眼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那么，后来实际出现的社会主义体制则是要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落后国力图用社会主义把自己从列强手中拯救出来并寻求自主发展。当代国际发展学家迪特·森哈斯就把社会主义称作现代化的“起搏器”（起死回生）和“助产士”（加速推进）。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自我拯救这一类，只有民主德国和捷克情况有所不同。 由于这一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的起步条件和运行环境自然是苛刻的。不过，借助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脱钩、高度强制的治理架构、自我牺牲式的内部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还是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取得了不俗的进步，表现为：总体经济粗放增长，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自主力量显著增强，社会福利较为平均。其核心成就是，克服了边缘资本主义社会易发的部分结构缺陷，包括有增长无发展，工业和出口呈飞地特征，经济动力来自外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当然，恰恰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强行推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工具，从长远看却妨碍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有活力的社会发展。比如，与发达世界的持续隔断造成外部激励的缺乏，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严控导致经济效益不断递减，对超大工业部门的扶植牺牲了民众的合理消费，对农业发展的束缚也妨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等等。这些特征可谓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模式”的通病，而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四、　当今发展趋势：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合 中国的现代化，既然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系列中看，当然也有特殊性，但也不宜夸大其特殊性。即使跟东亚“四小龙”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相比，彼此也有不少共同点，可以说大家同属某种“动员体制”，都有较大的计划因素和产业政策推动，还有高储蓄率、金融压制、外资引进、出口加工等类似特征，所以有人干脆用“儒家文化圈”来统称之。可见，普遍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又有普遍性，情况是相互交织的，但普遍性越来越占上风。 总体而言，在*近这轮全球化中，原来的左翼和右翼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和混合。国家主导与市场运作、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产业政策与放手竞争、内部积累与吸引外资，等等，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得到了兼收并蓄，因时因事因人而灵活调整的情况不断发生，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 然而，现代化的成效一如既往地千差万别，不存在简单的规律或神奇的妙方。经济的成功，更不用说总体现代化的成功，总需要凑足一系列因素，而只要一个因素出问题就足以招致失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者总是远远多于成功者。世界范围内，从落后起步、成功走通现代化大道的国家实在有限。据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共有101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只有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 显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必对跃升到现代发达水平抱太大期望，成功的概率本来就低，要晋升并稳居中等收入水平也谈何容易！世界经济这片森林中不可能都长成参天大树，发达经济体的交椅从来都是有限的。韩国于2021年7月被正式认定为“发达国家”，这可是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以来首个成功晋升的国家。其实，在这个不确定性已经大增的世界，发展中国家若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就算不错了，就怕还不断往低收入层级下坠。如果国家返贫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那应该做的恰恰是在正面努力之外，现实地管理好社会预期，同时做好基本的“托底”工作。 五、　实现现代化超越：需创造新的制度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有宏大的雄心，何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原不再遥不可及。尽管在近代我们曾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在现代我们曾是现代化的跟随者，但在当代我们确实有完成现代化并力争超越的机会。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后一程是*困难的，没有相应的体制配套，功亏一篑的风险总挥之难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统观世界史可以发现，通常所说的后发者的“赶超”，其实包含了“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从“追赶”向“超越”迈进是需要政策转换甚至体制转型的。以英国为例，到19世纪上半叶，它在经过政府长期的贸易保护、产业扶持、经济激发后，获得了显著的竞争力。于是，英国便着手废除原本限制性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转向了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竞争体制。假如没有这种自由化转变，就不可能有后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不同阶段采纳不同的体制，此乃天经地义。当处于“追赶”阶段，落后者面对领先者的竞争优势，依照领先者的成功榜样，在发展方向、前进路径、需要突破的领域都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等超经济手段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在后发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外部的技术引进，还是工业化意识形态的确立、相应的社会改造和动员，都不能简单依靠市场力量，否则无以实现追赶所需的加速度和大突进。 然而，在完成“追赶”、趋向“超越”之时，或者但凡在具备相当国际竞争力的任何领域，都应该把社会资源和选择权利更多地留给企业和民间，交由市场力量来决断，原有的动员体制理应向自由竞争体制转变。这既是在走到发展前沿、缺乏先驱榜样情况下需要依靠众智、避免决策错误的需要，也是回归自发秩序常态、借助竞争提高效率、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合宜道路。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惜对何谓“新时代”缺乏明确的定义。现在看来，完全应该把从“追赶”跨入“超越”当作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依据，也应该把“新时代”建立在充分打造法治化、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及的现代化目标就包括了平等参与、权利保障、法治完善、充满活力、科技创新等内容，现在理应把这些内容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超越”所需的新体制中。 六、　享受后发优势：同时又要谨防后发劣势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颇为典型的后发现代化，过去，学界谈论后发现代化时，一般都比较乐观地谈到“后发优势”，即后发国可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知识、管理、资本、人才、观念、做法等，从而实现加速发展。后发者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大大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发生过，舍此无以后来居上。正因如此，我们要始终“睁眼看世界”，要始终保持与世界的良性联系并虚心向先进者学习，这种现代立国之策永远不能丢弃。 与此同时，在尽可能享受“后发优势”的时候，也要警惕“后发劣势”的风险，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特别提醒过这个风险。所谓“后发劣势”是说，在后发者这里，因为可以模仿和照搬，短期内也的确效果显著，所以会助长一种“国家机会主义”，即只走容易的路，只做容易的事，甚至只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追求。*突出的表现就是无心去改造旧体制，以为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非竞争性方法照样可以成功。如此一来，到一定时候却会出现制度瓶颈，使得技术、工商、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因缺失制度保障、碰到体制天花板、缺乏社会自动力而难以再向上提升，甚至还会导致发展成果得而复失。这方面，近代中国就有教训，洋务运动虽然轰轰烈烈30多年，但*终还是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 为此，当中国现代化走到这个转型升级的关头，如何发扬“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应当加以重点研究。考虑到中国历来陷于夷夏之辨、体用之争、政治经济“两张皮”之类劣根性，现代化一直缺乏彻底性、全盘性，则在改革开放已经充分享受“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如何切实防止可能日益突出的“后发劣势”，实在是一个攸关全局的大问题。因“后发劣势”而造成“现代化断裂”，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我们不能不杜微慎防。 在当今世界，成功的现代化无不有赖于良好的国际环境，可就在这方面，我们正面临至少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得原所设想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大有丧失之虞。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我们确实需要“平视”世界，既不能有“救世主”心态，也不要有“受害者”心理，还是应该根据自身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开放互利的道路。在这个时候，理性务实的外交包括对外经贸交往尤其是一种必需，千万不能自废武功。如果把“韬光养晦”理解为“低调图实利”，则这样的国策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该放弃。 总之，世界史对国人而言仍是一门需要加强研究的大学问，客观历览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戒骄戒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