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精装)

**章 1 我本想沉默。但是后来，我抵抗不住时间的呼唤，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来我还意识到，沉默——至少跟说话和写作一样——也是一种回答。甚至有的时候，沉默并不是*无危险的回答。想来，没有什么会比拒绝性的沉默更能激发暴力的了。 我想说的是，从奥地利丧失了独立主权之日算起——这一天可不是随便乱算的，而是特指“德奥合并日”的十年里—市民社会的文明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就在那一天，旧欧洲留下的许多遗产都分崩离析。十年以来，直到今日，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就在那一天的黎明时分，在恩尼斯桥上，那里是被称作“铁幕”的苏联人驻守的边境线终点，一位苏联军人推门走进了火车的车厢，要走我的护照，然后冲我敬了一个礼，准许我踏上了自我放逐的流亡之路。在这十年里，有好几个国家消亡、瓦解，王权和政权体制遭到毁灭。在这十年里，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也形消神灭。要知道，我就生长在这种市民主义的社会文明与生活方式之中，当我得知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的祖国已不复存在时，我内心感到异常的平静。就在这段时间里，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出版了，在**卷的结尾，我读到这样一句话：事实要比梦想更有价值。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会尽我的所能记录下事实。 2 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具体的日子都不会记错。在那个年代里，我是布达佩斯的时髦小说家和专栏作家。我的作品发表在一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报纸上。我有一部戏剧作品在国内外同时上演，取得巨大成功。我出版的书籍数量惊人，不仅有匈语版的，还有外文版的，有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位知名作家，别无烦恼，我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专心阅读，*终我会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一名桂冠诗人。我被选举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是的，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是因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理解获得这份殊荣的缘由。他们之所以选我，可能只是因为我很有名，既没偷过东西，也没闹过丑闻，而且我大概符合他们的想象，科学院的院士们也要通过自己的精神劳动而自食其力。另外，我来自一个所谓的良好家庭。 我之所以写下这一切，是想勾勒出一个不太讨人喜欢、没有什么魅力的自己的形象。我并不认为跟从事其他任何一类职业的人相比，作家会显得更有趣，或更特别。但我还是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敏感的身心忠实地感受到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根本变化。作家、艺术家跟其他任何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与作家、艺术家自恋式的顽固、偏执丝毫无关——在众人中间，*终还是这些人的神经系统能够*为直接、*为敏锐地捕捉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相信世界不只是物质的，相信精神也不是物质性的化学作用或电子学作用的结果。我相信《圣经》中的**段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也相信，《创世纪》并不只是由文学家们借助于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下的。人类有他们的原始之书，比如《吠陀》和《圣经》，在这些典籍里，人类能够找到关于自己与世界起源的、以浓缩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所有信息。后来，学者们有时用*原始的字母对神话隐含的信息进行阐释。同样，我也不认为作家——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灵——会比一位工人，一位工程师，一名医生或任何一位诚实、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中扮演更重要或更特殊的角色。这既跟实用性无关，也与重要性无关。然而，作家和艺术家拥有一种—首先作为精神性的—特殊能力；他们拥有自己的预感，而这些预感，之后会以视觉的、艺术品的形式展示现实，用现实正在孕育并分娩出的、神话的初始形态展现在人类的视野里。因此，当我试图展示那一天在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别无他念，只想像一台测量仪似的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测量数据。我曾是这台测量仪，一位生活在一个欧洲国家中的作家。 由于在这个欧洲国家，在我的祖国，作家从来不能靠纯粹的诗歌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养活自己，而且我跟几乎所有的匈牙利作家一样，不得不从事新闻写作，以此维持我的纯文学创作，并且能够养家糊口。许多纯粹的文学英雄或如修道士般虔诚的知识分子，总是很鄙视第二职业，将新闻写作视为对伟大文学的背叛，并会贴上“叛徒文人”的异化标签。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作家而言，新闻写作是一所出类拔萃的写作学校，当然，我所说的新闻写作，并不是指日常的新闻报道或为政治服务的写作，而是指用更高贵的写作方法为教育类或娱乐类报刊进行的写作。想来报纸有着鲜花般的活力，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直接有效的传播媒介。作家可以不被收买地，基于读者的爱心与信任为日报定期撰写专栏，并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亲密成员。他可以日复一日地在这种氛围中听到自己的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 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自责；也从不觉得自己背叛了文学。后来，我的良心多次审视自己，既不能再用那样轻松的心情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也不能够原谅别人。后来，我有的时候会这样认为，人们有权利对那些担负了教育使命和领导职责的同胞们—我指的是作家、教师、政治家、艺术家和领袖人物—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成为英勇的抵抗者，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以身作则，成为榜样。然而，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要求。难道一个人的才能和社会角色只会要求他奉行禁欲主义吗？假如我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工作得并没有那么愉快、那么轻松，是否就有助于我面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假如我拒绝享受成功的欣醉，是否我就会怀着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式的泰然走向火刑的柴堆？这个问题很难，我无法回答。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也没有当过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我曾在一个东欧小国里当过时髦作家和新闻记者。我曾快乐开朗。我为自己能以那种健康的心态度过我的青壮年时代而感到快乐。我热爱写作，而且我的写作并非毫无成就。话说那天傍晚，就跟平日一样，我又怀着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走进编辑部的办公室。我将大衣和礼帽递给了男仆，然后习惯性地用一只手迅速翻看信件。我准备点一支烟，脑子里琢磨文章开头的**句话，我要尽快写好明天的专栏，因为晚上还有朋友在剧院里等我。 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个家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没过多少年，我就厌烦了那个“我”，那个我熟悉的、我培养的、我创造出的，并且相信其存在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