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论丛 第31辑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时期起居注的变迁—以皇权渗透为研究视角 郑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摘要：在皇权渗透下，唐宋时期的起居注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衍变。首先，唐初史官构建的“君不观史”传统被打破，宋初形成进御制度，起居注成为皇帝的审查对象。其次，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大多以“君举必书”为*高原则，宋初由于“君不观史”传统的破坏及政府对国史的政治高压，“国恶不书”成为起居官书写的潜在规则。*后，在皇权压制下，起居官侍立地点距离皇帝越来越远，直至无法观察、记录皇帝言行。唐宋时期的起居注虽然在制度建设上已臻完善，造册数量也达到巅峰，但如果从皇权渗透的角度重审，可以发现起居注在繁华表象的背后，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几近沦为一项政治任务。 关键词：起居注；君不观史；国恶不书；立非其地 对于帝王言行的记录一直是古代史官的一项重要职责，《礼记 玉藻篇》所言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实，但反映出早在周代，史官就已经开始对帝王的起居言行进行记录。汉代伊始，虽时修时辍，但几乎历朝都修有起居注。唐宋之际，官方修史机构已臻完善，由起居注到国史的本朝国史系统也基本成型，作为本朝国史*上游的史料，起居注的地位逐渐受到官方重视。由于起居注以皇帝为记注对象，随着官方对国史垄断的强化，皇权对起居注的渗透也不断加深。学界对唐宋时期的起居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不过关注点聚焦于对撰修机构、史官设置、史料来源、修撰体例等基本问题的考证。本文试图转换研究视角，并将唐宋视为一个研究单元，考查该历史阶段内起居注在皇权渗透下发生的一系列衍变，希望能够以此深化对皇权与官方修史关系的认识。 一、由君不观史到进御制度—皇帝审查起居注制度的建立 在中国官方修史场域中，曾出现过君不观史的独*现象。当帝王要求观看本朝国史时，史官往往会以帝王不观国史的传统加以拒绝。相比国史系统中的其余部分，由于起居注直接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帝王观看起居注往往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如贞观十三年 （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唐太宗欲观起居注，“以自警戒耳”，褚遂良对曰：“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宋仁宗时，余靖论道：“故立史以谨其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示后嗣，欲其畏后世之名而不敢过举者也。 古者帝王不得见当代之史，何则？史之为书，不隐恶、不虚美，谓之实录。”胡寅探讨为何古代多信史时说：“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于后世。”元朝皇帝也因受到约束而无法阅读起居注：“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此处之“国史”实际上专指起居注。 至清代，康熙帝曾言：“《记注册》，朕不欲亲阅。朕所行政事，即不记注，其善与否，自有天下人记之。”这些史料似乎反映出自古以来就有君不观起居注的传统，以致今天部分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君不观史是否自古就有，或进一步说，君不观史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尚未做充分探讨，有必要在此先做研究。 起居注的确立，至少可追溯至汉代。《隋书 经籍志》将汉武帝时期的《禁中起居注》与后汉明帝时期由马皇后所撰的《明帝起居注》视作起居注的起源。以《明帝起居注》观之，马皇后以其与明帝相当亲近的身份撰修起居注，明显与君不观史的观念相悖。由此，许殿才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说：“但以皇后身份亲撰起居注，与后世史官专掌此职，且帝王不得过问的做法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可知，在起居注诞生初期，并未出现君不观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旧有很多帝王亲阅起居注的记载。前秦苻坚曾“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有其母辟阳之宠的记载，“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此外，刘聪、石虎、慕容垂等都曾亲阅注记，并以此追究史官的责任。更有甚者，桓楚君主桓玄亲撰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 ，乃首位自撰起居注的皇帝。 既然君不观史传统并非自古就有，则又形成于何时呢？乔治忠先生根据西魏史官柳虬提出史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推断出起居注不令君主观看的传统起源于北朝政权，对君不观史的起源问题做了初步探索。不过，对北朝起居注制度有创设之功的孝文帝也曾多次观看记注以作考课，证明当时尚未正式形成君不观史传统。 笔者推断，君不观史传统应该正式形成于贞观年间。*早论及君不观史的是唐太宗，据《唐会要 史馆杂录上》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十六日，唐太宗诏旨：“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上文已论证，前代并无帝王不观起居注的传统，唐太宗为何有“人主不见”之说呢？其实，北朝至隋唐，随着官方修史机构的完善，政府对本朝国史撰修的控制有渐强之势，独占、保密原始史料为掌控国史话语的*关键步骤，起居注涉及中央行政机密且与*高统治者的形象息息相关，其禁密化更加明显。史官往往将起居注草稿直接送至史局秘密存档，以待日后修史之用，这也就是柳虬“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所指。由于保密机制的存在，日理万机的皇帝若非有意观看，则很难直接接触起居注，故唐太宗有“人主不见”起居注之感。而朱子奢未必不知前朝帝王可以观起居注，但他却顺承唐太宗的旨意，对“人主不见”大做发明：“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 至于会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 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 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子奢深知史官与皇帝在政治地位上的悬殊，试图将起居注政治绝缘化，并将君不观史构建为起居注独立的制度依仗。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将唐太宗此处的疑问与上文“人主不见”相观照，可知唐太宗的确不知皇帝能否观起居注。褚遂良对曰：“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的语言和态度，均与朱子奢极其相似，可以说是对朱氏观点的直接申引。唐太宗又向心腹房玄龄询问“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房玄龄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值得注意的是，房玄龄所说的“不得见也”与朱、褚所论的“人主不见”相比有本质不同，后者的决定权在皇帝，人主可不见，必要时也可见；而“不得见”则剥夺了皇帝在观看起居注方面的主动权。从北朝开始的起居注禁密化进程*终在贞观年间的君臣互动中形成了君不观史的“伪传统”。唐太宗从此再不提观看起居注之事，转而令房玄龄“撰录进来”，开启了唐代实录的撰修。此后，终唐一朝，每当皇帝想观看起居注时，史官都能以君不观史的观念予以回驳。君不观史作为“祖宗之法”影响了整个唐代，除了唐文宗“尝取观之”，起居注一直是皇帝视线的禁区。 五代十国时期，史官继承了这个观念，并将之扩展到实录。后蜀广政十四年（951年），“修成昶《实录》四十卷”，孟昶“欲取观”，宰相李昊说：“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 到了宋代，唐初建立起来的君不观史传统被完全打破。宋代皇帝阅读本朝国史*早的记载是宋太宗阅读并修改《太祖实录》，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修《太祖实录》”，到“五年九月甲辰，史馆修为五十卷以献” 。严格说，唐代君不观史的范围虽主要指起居注，但大部分时期皇帝要看实录也是比较困难的，更未见史馆毫无异议“进献”实录之事。史馆进献《太祖实录》之后，宋太宗感觉实录“漏略”太多，“近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 。不仅亲阅实录，还亲笔修改，这在唐以降尚属首例。在此过程中，完全未受到来自史官的阻力，史官与皇帝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然而，宋太宗仍不满足于对实录的操控。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直史馆胡旦请求恢复时政记。八月，宋太宗从其请，命李昉典领。当月，李昉上言：“‘所修时政记，请每月先以奏御，后付所司。’从之。”形成了时政记进御制度。雍熙四年（987年）九月，胡旦领衔修国史，“未几，撰成三卷，先以进御”，国史草本进御制度形成。有了以上铺垫，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应张佖设左右史职之请，“乃置起居院于禁中”，令梁周翰、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