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方法与历史研究:基于古代城市、古地图的探究

**篇 城市历史地理 　　**章 “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 　　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各种理论中，“中世纪城市革命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一理论的奠基者是伊懋可（Mark Elvin），他在斯波义信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⑥。此后施坚雅以此为基础总结了加藤繁、崔瑞德以及斯波义信等人的研究，提出了“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点特征，即“（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⑦。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前唐宋城市的研究，很多相关研究都是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的。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都存在缺陷。 　　总体看来，“中世纪城市革命涉及四个方面：“市的变化、“坊制的解体带来的街道格局的变化、城外商业郊区的出现以及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中小市镇的大量出现，其中*后一个方面，学界研究较为深入，下面笔者就其他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 　　**节 “市 　　市场在唐宋之间的变化是“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变化的前提就是认为唐代以及唐代之前商业活动都是集中在城市中政府管理的“市中。这一观点*早是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的：“这里说，商店只有设在市内，这是唐代的文献和在此以前的记录中都没有特别记载的事情。但从同业商店集合为行，行集合而为市的组织想来，又从古来关于买卖的记载大概都结合为市的情况看来，我认为不妨这样推定：自古以来，商店至少在原则上是要设在市内的，在唐代也是一样。⑨从这段论述来看，加藤繁在缺乏充分文献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了推论，而且加藤繁提出这一推论后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对这一命题进行论证，因此这一命题的论证是不充分的。遗憾的是，加藤繁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命题，却一直被沿用下来，并作为唐宋城市中市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研究前提。但是如果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史料的话，就会发现加藤繁的这一论点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也是*为重要的，在现存唐代律令和各种志书中并没有禁止在坊中进行商业活动的规定。那么从逻辑上来讲，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就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市场之外的商业活动在唐代应该是允许的，也可以说并不是坊市制体制之外的内容。⑩ 　　其次，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唐代曾多次下令禁止沿街开门，并极力维护长安城中的夜禁制度，但同时我们却难以找到唐代禁止市场之外商业活动的规定和诏令。不仅如此，《册府元龟 帝王部 革弊》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己亥朔赦书记：“王公百官，既处荣班，宜知廉慎。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仍委御史台及京兆尹纠察11，从这条赦文可以得出两点结论：**，这条赦文只限制王公百官在坊市内开设店铺，对一般百姓开设的店铺并不禁止；第二，在这里对开设店铺的地点将“坊“市并提，可见在坊内也同样可以开设店铺。 　　《唐会要》卷八十六“市中记载“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12，这条资料说明：其一，至少在景龙元年（707年）之前，州县之外是可以设置市场的；其二，这条敕文中所述的“市指的是官方的市场，还是在诸多文献中出现的自发形成的“草市“夜市“鱼市，还是两者皆有，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不能武断地认为除了州县之外所有的市场一并不许设立。 　　再看《唐会要》中另外两条资料： 　　“垂拱三年（6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已上州市令，并长安等六县录事并宜省补充13；“（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州县职员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州县市，各令准此）。其月敕，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14。这两条敕文以及上面“景龙元年的敕文都是对设市地点的规定，但是如果反向思维的话，难道那些不符合设“市条件的地方就不允许进行各种商业活动了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垂拱三年的敕文，其所废置的都是等级较高或者经济繁荣的地方城市中的市官，如果按以往的观点，在官方设立的市场之外不允许商业活动的话，那么这些城市在废置市官之后，岂不是就没有商业活动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里废除的只是官方控制的市场，对于民间自发的零散的商业活动，甚至对自发形成的“市并没有进行限制。从这点来看，上面几条敕文中所论述的“市极有可能是官方设立的市场，而不涉及民间自发的各种类型的“市。 　　*后，其实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发现加藤繁的这一认知与史料存在矛盾，因为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唐代在市场之外存在大量的商业活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很多学者在加藤繁的命题之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三类： 　　**，认为这些商业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市场周围的坊内。 　　第二，市场内的商业活动与市场外的商业活动是有区别的。 　　第三，认为这些商业活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对市制突破的过程中产生的。 　　由于这三种解释都局限在加藤繁的命题之内，从逻辑上讲也只是在加藤繁推断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推断。就**种解释而言，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周围的坊内存在，这点并缺乏文献的支持；另外，退一步讲，如果存在这种制度的话，那么市场周围多大范围内的坊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呢？这方面似乎也没有文献资料的佐证，因此这种解释主要还是出于猜测。 　　第二种解释有文献的支持，因为唐代在市场之外的商业活动很多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食物、衣服、酒楼等相关活动。但是这种解释与所证明的问题“唐代坊市制下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市场中是不一致的，而恰恰证明了唐代在市场之外是存在商业活动的。而且哪些商业活动可以在坊中，哪些商业活动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在现存文献中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不可否认，市内和市外的商业活动在某些方面应该是有区别的，试想至今集贸和批发市场与沿街的买卖店铺（其中很多也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所经营的贸易活动也是不同的。因此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种解释从表面上看似乎较为合理，因为有关唐代长安、洛阳市场之外的商业活动的资料从时间来看，确实唐后期明显多于唐前期。但是，其一，现有关于唐代长安、洛阳坊内商业活动的记载多出于唐代的笔记、小说，而唐代的笔记、小说记载的多是唐代中后期的内容，因此关于唐代长安、洛阳坊内商业活动的记载偏于唐代后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其二，正如上文所述，唐代曾多次下令禁止沿街开门，极力维持长安、洛阳中的坊墙，那么为什么会对坊内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如此纵容呢？其三，有两条唐前期的资料也证实了在唐前期长安、洛阳的坊中就已经存在很多商业活动： 　　《太平广记》卷二五九“赵仁奖条载：“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贩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 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铺15，由其记载为“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铺来看，至少中宗景龙年间洛阳殖业坊中就存在一定数量的店铺。 　　197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队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人员合作，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206号墓进行了发掘，在墓中发现了年代大体为公元662年至689年间，即高宗后期的《质库帐历》。妹尾达彦根据其中“南坊钗“南坊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