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僚制度探研

　　臣观大江之东，绵地数千里，其北则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兴国（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县），控扼江西，实当光（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黄（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市）之冲；其南则赣（治今江西赣州市）、吉（治今江西吉安市）、南安（治今江西大余县），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奸人亡命之所出没，自余郡邑小民，亦皆轻悍好斗，杀人于货之盗，在在有之。臣尝妄论，凡任帅职者，皆当以治兵为先，而帅江右者，尤当以治兵为急。他批评当时不重视武备的习惯，并举例说明，江西虽不和金朝交界，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需要加强武备的战略要地。他的五事奏疏，内容很丰富，刘克庄在其行状中将之概括为：“一、令属城各仿豫章，于禁军内团结其强壮者，别为营，且乞推行之于八路”，即请求在浙江东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都要加强对禁军的训练。“二、抽江州水军人船十之三，分屯兴国之富池等处；抽鄂州水军十之三，分屯武昌县”，即江州和隆兴府必须加强武备，以便江淮军情紧急时成为稳固后方。“三、缮豫章城”，即加固城防。“四、总管、钤辖阙，于统制中选差，州钤、将副则取诸统领以下之知兵者”，即重视武官的选任。“五、通广盐于赣、南安，以弭汀、赣盐子之害”，即改变赣州、南安军食盐的供给来源，以消除走私之害。原奏章称，次年春“蕲黄失守”，南宋朝廷不得已改武昌县为寿昌军，并增强了那里的防御。“其后，盗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国力讨之，数载始平。人乃伏公先见。”①说明真德秀的建言非常有先见性和针对性。　　再如宋理宗朝，度正知怀安军（治今四川金堂县东南）所奏的便民五事也是以边防为言。他首先讲明怀安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指出怀安军下辖2个县，虽然治理区域不大，但其地理位置重要，拱卫成都府，与州同级，是连接东西川的交通要道。度正指出：　　其地多大山，盘亘数千里，东达于潼（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遂（遂州，治今四川遂宁市），西达于成都，盖东西之冲，而山川之要会也。当其任者，苟得其人，西川有变，可以扼之于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东。东川有变，可以扼之于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西。②因此他的5条建议是：一、怀安军地处四川东西部连接的要害之地，应该修治城郭，以消弭盗贼；二、州郡兵力薄弱，增招禁军费用太高，请在农闲时，征集训练民兵，以强壮根本；三、金朝已经衰落，应该断绝其“岁币”，把节省的财赋用来饷军，以宽州县之民力；四、慎选将帅，精练士兵，以节省财赋；五、民间社火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员过多，容易被谋图不轨者利用，请禁约社火，以防意外之变。　　另如，李曾伯曾经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市）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西南边防，也曾任襄樊制置使，他所奏五事，均关注边防。其中，淳祐九年（1249），他的《帅广条陈五事奏》①陈述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1）边防所急，间谍为先。当宋蒙对峙时，宋朝从广南西路能够得到蒙古南下的消息。广南西路得到的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大理国，中间通过诸多少数民族地区转达，才能到达宋人手中，不同地区之间语言不通，消息传递很慢。因此，他建议四川和湖北的制置使也应该留意从北方刺探敌情。　　（2）蒙古政权攻宋“多出间道”。只有与大理国保持密切联系，巩固大理政权统治，才能增强其抵御蒙古的能力，从而使两广后方安稳。　　（3）广西地处西南边疆，历来驻军不多，城池不完善。所以，团结民兵，储备武器，训练士卒，都是历代帅臣重视的事情，其中增加兵力*为关键。　　（4）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市）是广西统领诸寨民兵的首要州郡，加强邕州的武官选任，改善宋朝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有助于增强西南边防。　　（5）“团结民丁”。即处理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对民兵的训练，是广南西路加强边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