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

　　20世纪80年代早期，哈贝马斯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自那以后，在他的一些著作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论争就居于核心地位。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Haber-mas，1981）。（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无论在文学、哲学、社会科学或建筑学上，哈贝马斯都是一切后现代主义的无情反对者。2在数年之后的一部重要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这一理论已经发展成对欧洲现代性的有力捍卫，而反对所有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想（Habermas，1987b）。这一立场被广泛讨论，而且有诸多事实表明哈贝马斯就其早期立场做出了让步（Bernstein，1985）。哈贝马斯把解构等同于破坏和不受欢迎的“新历史主义”幽灵，尽管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可能（事实上是必定）会受到质疑，他的现代性概念却存在着更基本的问题。在下面两章中我将详细探讨后现代主义，比如说，考察从受法国影响的后结构主义到美国式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以及后现代社群概念的出现。我认为，在“后现代主义”名下出现的许多东西，不能作为对现代性承诺的背叛而予以排斥。这一节我将考察哈贝马斯自己的现代性概念中或多或少未被承认的一个转变，即从基于历史完成的模式转向基于话语开放性的模式。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其著作的发展，我们就能够重构现代性概念，而非简单地使之与后现代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下面我想表明，哈贝马斯思想*近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把现代性概念与启蒙运动的规划脱离开来，并使它更多地有助于理解现今多重现代性的境况。　　没有哪个理论家比哈贝马斯更多地针对左右两方面的批评者而捍卫了启蒙运动的事业。现代性被等同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承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规划尚未完成，而不像盖伦那样认为它已经完成，或者像略维特那样主张它事实上从未开始。因此，哈贝马斯没有为某种在现代性之前的东西而抛弃现代性（海德格尔），也没有接受现今的境况（盖伦），或者着眼于后现代主义（鲍德里亚），他把现代性作为一项仍然与当代社会有关的规划而加以捍卫，因为其规范批判的力量仍然存在于新型的交往实践和社会斗争中：“我们应该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狂妄计划所犯的错误中获得教训，而不是把现代性及其规划作为一项失落的事业予以放弃”（Habermas，1981，p.11）。哈贝马斯既不接受福科以规训性的权力来定义现代性，也不接受法兰克福学派把现代性视为工具理性的兴起（*终导致极权主义），他忠实于马克思，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本质上矛盾的过程。不过，他所说的现代性的内部冲突不能被还原为阶级斗争，而是被还原为两种理性之间的冲突：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在这一斗争中，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变成了文化的自我反思和权力之间的斗争。现代性既不能被还原为规训的状态，也不能被还原成纯粹的经济力量。当然，它也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审美，因为在哈贝马斯的模式中，文化主要是交往性的，就此而言它涉及社会反思性。对哈贝马斯来说，文化现代性体现了批判性的自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