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路径探寻

　　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农村终身教育的滞后，导致在面对丛生的问题前很难看到村民的主体性。因为在成为国家权力的依附后，村民成为政策指令的被动接受者，当他们的境遇与这些政策指令出现龃龉时，又有了对精英、新乡贤等卡里斯玛型人物出现的期待感。当问题的严重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或是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恶化，如对垃圾问题的积重难返漠不关心，或是以破坏性的暴力对抗，乃至形成群体事件来应对。行政体系所下达的政策指令，往往也通过所谓学习或教育进行渗透，但这只是凸显了纵向的权力关系，而从调研来看，面对现实问题时，村民主体间横向互动的公共领域已丧失建构的根基。因此，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乡村振兴，发展经济与市场化导向只能是其中的一环，而不应该成为压到其他层面——生态、文化、教育乃至公共领域建构的存在。如果仅以致富的经济理性来驱动村民的乡村振兴，抑或是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经济利益的提高，那么其逻辑也暗含了对离土离农进入其他产业领域的正当化，因为职业转变或移居城市来提高收入水平往往要比农业生产本身更快。　　因此，当提及乡村振兴时，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振兴什么、如何振兴、由谁来振兴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必然远远超出经济效益的范畴，而其目的与手段都离不开主体的人，即促动地域社会活力的村民。那么，村民如何获得主体性？我们难以想象一个随时准备一有条件就离开村落的村民会对乡村振兴发挥主体性的作用。那么，主体性的获得，如同环境素养一样，是后天习得的第二天性。只有认识地域、理解地域乃至解决地域所面临的课题，甚至参与村规民约制定过程才能获得主体性，这无一不需要教育力量的介入。因此，村民的终身教育作为培育村民主体性的路径，也是提升地域活力、振兴乡村的突破口。但在片面的发展主义迷思下，引资设厂的农村工业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这也导致了村落文化及教育设施的极度匮乏、基层干部对村民学习需求理解的不足，以及村民主体性遭到忽视的现状。现实中，调研地村民的娱乐休闲也因此出现了出奇的一致性，打牌、打麻将、跳秧歌成为几乎所有农民农闲时间的消遣方式。因此，本章在论及学习型村落的建构中必需域外的力量——专家学者、NGO等的介入，因为，一个已固化的村落文化子系统必然需要与其他子系统的交叉融汇，才能孕育出新的活力。　　米尔斯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2016）中指出，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要改变个体的自身处境与性格特点，而是在于要改变与个体相连的社会制度和角色。那么，该如何改变？本章将问题解决的落脚点放在了通过终身教育来促动村民环境素养的提升。这里所指的教育并非仅仅是端坐在课堂中习得听说读写的技能，而是作为村庄主人的意识觉醒，即主体性的获得。因为教育的*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而是将人的创造力量引导出来，唤醒他们的生命感和价值感。以此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才能称之为主体性的教育。正如以成人教育家而闻名于世的弗莱雷（Freire，2020）的批判教育学理论揭示出，教育的作用是唤起被统治者的意识觉醒，使其认识到自己在创造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防止被物化而沦为没有思想的客观事物的一部分。农村社会中基层官员与村民、专家与村民、男性与女性，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地位，均需在学习型村落的建构中加以修正，才能建构起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只有如此，他们也才能认识到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城市与乡村、正规教育与终身教育，也同样所蕴含着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位置，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面对周遭环境问题恶化的漠视与放任，实际上也是教育（学习）的缺失下精神世界的单一化与荒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在一个教育及文化意涵的框架内加以思考，以促动普通村民成为村庄主人以提升地域活力。而无论是从村民的学习权这一基本人权出发，还是从遏制农药化肥的无序投放与垃圾生活等环境问题的角度出发，都无法绕过学习型村落的建构。与政府的纪律性教育和片面的发展主义迷思相对的是，多元主体互动的规则性教育（习得）与发展意涵的多元性，在环境治理中该如何运用教育手段来推进乡土社会的再造等课题，将在下一章农村垃圾问题的公共治理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