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论

　　《法国革命论》：　　当时英国两党中的辉格党比较强调自由，而托利党则比较强调秩序。柏克的立场毋宁说是要在思想上综合这两个方面，他认为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有秩序，才可能有自由；没有秩序就谈不到自由，而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则有赖于秩序。自然界是上帝的安排，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社会秩序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服从社会秩序也就是服从自然秩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种精神却并不普遍。　　改革了我们英国宗教的导师们，与你们目前在巴黎进行改革的医生们毫无相似之处。或许他们（也像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人一样），不如说是受到了比所可能愿望的更多得多的党派精神的影响；但他们却是更真诚的信徒，是具有极为热烈和崇高的虔诚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特殊的基督教理想，他们随时准备像真正的英雄一样地效死（他们有些人确实是死去了）；他们会以同样的坚定并更欣然地为了普遍真理的那座宝库，为了他们自己的以血相争的那些宗派而效死。这些人会满怀厌恶地否认那些声称与他们有交情的卑鄙的人们，理由只不过是那些人掠夺了与自己有争执的人的财产，以及那些人曾鄙视公共的宗教——而他们为了这种宗教的纯洁性曾热忱地奋斗过，这种热忱毫不含混地表明他们对于自己所希望加以改革的那个体系的本质的*高的敬意。他们有许多后裔都保留着同样的热忱，但却有着更多的节制（正如更少地从事于斗争）。他们没有忘记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实质部分。不虔敬的人绝不会以不义和残酷而使自己与自己任何一类同胞有什么交流。　　我们听到这些新导师们在不断地夸耀自己的宽容精神。至于说那些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人，也会宽容一切见解——这一点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等加以忽视并不是一视同仁。那种出自轻蔑的仁慈，也并不是真正的仁爱。在英国有很多人是以真正的宽容精神在宽容的。他们认为宗教的各种教义，尽管程度不同，都是重要的；而在它们之中，正如在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之中一样，都有一种正当的偏爱理由。因此他们既偏爱，而又宽容。他们宽容不是因为他们蔑视各种意见，而是因为他们尊重正义。他们会虔敬而深情地保护一切宗教，因为他们热爱并尊重他们大家所一致同意的伟大原则以及他们大家所一致追寻的伟大目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全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在反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不会被宗派精神所误导，以至于分不清做哪些事是对自己的这一小部分有利的，又有哪些是敌对的行动，是通过某一类具体的人而以他们自己在另一种名目之下也被包括在内的整体为目的的。我不可能说我们〔英国〕各色人等的品性都是怎样的。但我说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而且我必须告诉您，就他们而论，亵渎神圣绝不是他们有关善举的学说的一部分；他们非但不以这样的资格称你们为同志，而且如果你们的教授们被接纳到他们的圈子里的话，他们就必须仔细地把自己那种有关剥夺无辜者的合法性的理论隐蔽起来，而且他们必须归还他们所偷窃的一切财物。在此以前，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