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

引子——战乱纷争的明朝末年 一、何为复社 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侯方域这四人不仅被称为“明末四公子”，因为四人皆为复社中人，所以又被称为“复社四公子”。那么，“复社”到底是什么，它在晚明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像阮大铖之流那么痛恨或惧怕复社，并对“复社四公子”加以迫害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揭开复社的神秘面纱吧。 1.“社”的起源与发展 说起“社”的起源，*早可追溯到晋代惠远和尚的“莲社”，那时社还是一个谈经说法的地方。此后，武人、文人都有社，文人的社又细化为文社、诗社等。明朝早期的时候，社已成气候，到了万历、天启年间更是蓬勃发展，社不仅多而且规模大，有的成员多达千人，声势浩大。 明朝永乐皇帝将帝都从南京搬迁到北京后，觉得南京是自己的祖兴之地，所以在南京设立另一套和北京一样的行政班子，级别和北京的一样。尽管是陪都，南京却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末结社的兴起，与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江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南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明代中叶，江苏的苏、松、常三府的田赋收入已居全国之首。因为城市经济的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经济上发展，形成了新兴地主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新的要求，于是结社表达自己的诉求。 此外，明末社的出现更大原因与八股取士也有很大关系。明初，朱元璋为控制知识分子，极力推行八股文：考试时文章必须包含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曾经有人作打油诗讥讽八股文： 读书人，*不济， 滥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 谁知变作了欺人技。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 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唏嘘，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日昏迷， 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从中可以看出八股文的荒诞。明代的科举考试，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模式又固定于八股文，这就严重控制了士人的思想，可谓流毒深远，直到20世纪初才废弃。而且14世纪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加奉为经典，参加科考可以说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这就是传说中所谓的“举业”。一个读书人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赚钱，才能光宗耀祖，而那些捐出来的官（买来的官）是被人看不起的。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只有科举中第做官才能被世人尊重。穷苦人家的孩子即使进京考一次，去京城走个过场，也会让乡人另眼相看，弄不好别人家的俊姑娘会托人上门来提亲，可见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于是读书人就疯狂地考取功名。《范进中举》中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将科考视为脸面、性命和志趣，明朝常有这样的现象：祖孙三代携手进考场，七十岁的老童生，二十岁的少进士，可见科考对书生的吸引力。 陈独秀先生在他的《实庵自传》中曾生动地再现了科举考试的盛况：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力气，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群中被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老大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是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的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不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作“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会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说成是做了亏心事的因果报应。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陈独秀先生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奉旨考试”举子们的形形色色，同时也道出了士人对科举的热衷。八股文除了要求有固定的格式，还要揣摩社会风气，只有兼顾这两样才有可能被选中。一些有经商头脑的人以此为商机，聘请几位名师一样的“大儒”揣摩当年课题的内容和社会风气，提供备考指南，引得不少考生争相购买。除了向“名师”学习，士子们还要聚在一起相互讨论课题，互相探讨学习的情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社”，随着社人数的增加，又组成“社盟”，并且选出领导人引领“社盟”的发展方向。如果领导人领导有方或非常有威望，“社”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加，它的势力也就不可小觑了，东林党、复社就是这样的社盟结构。社和社盟在明末盛行百年，直到清兵入关，清廷对“社”加强控制后才消失。清末，各地又出现了类似“社”的“会”，诸如强学会、保国会、同盟会、兴中会之类，他们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这是后话，本书不再赘述。 2.江南复社，古代的**文社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江浙一带尤为兴盛。崇祯初年，江南出现了许多的文人社团，其中包括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吴门匡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后来这些文社合并为“复社”。当时阉党擅权，自内阁六部至地方大员，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风日下，士子不通治国之经、务民之术，“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这不但是明代，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大的一个文人结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意思是想把东林党的理想延续下去。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因此复社有“小东林”之称。复社继承东林传统，在讨论文学的同时批评时政，为挽救大明王朝呼号奔走，希望东林党的治国理念能够继续得到实施。 这些人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民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侯方域就是复社的中坚力量，所以被后人称为“复社四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