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身符

　　《护身符》：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但实际上不是。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的。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我是所有墨西哥人的女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墨西哥诗坛之母，但不说为好。我认识所有的诗人，他们也都认识我。因此我或许能这么说。我可以说什么诗坛之母，因为几个世纪来就流行着吹牛之风嘛，但还是不说为好。比如，可以这么说：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那时他十七岁，是个腼腆的大男孩，正在写剧本和诗歌，不会喝酒；也许这是一句废话，大人用皮鞭、用铁棍教导过我：废话是多余的，只要告诉我情节就足够了。对，我能说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名字。我名叫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女，乌拉圭人，出生在首都蒙得维的亚，虽然现在葡萄酒上了头，这酒真怪，我说了我是沙鲁瓦人，两者差不多吧，虽然并非如此，就像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很难辨别一样。但重要的是，某月某日我到了墨西哥，不很清楚为什么要来，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到达墨西哥城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也许是1965年。也可能是1962年。我记不清年份了，也不记得旅行的经过，惟一知道的就是到了墨西哥，不再走啦。来，稍稍回忆一下。咱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吧，就像整形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拉伸一位麻醉患者的皮肤那样。瞧瞧吧。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莱昂·费里佩还活着呢——他真是个巨人，孔武有力。莱昂·费里佩是1968年去世的。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佩德罗。加菲亚斯嘲还活着呢——他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多愁善感。1967年去世。也就是说，我应该是在1967年之前来到墨西哥的。就算是1965年吧。说到底，我认为是1965年来到墨西哥的（不过也许我会搞错，我是个常常出错的女人）。我常常去看那些走遍世界的西班牙人，天天去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怀着一个女诗人的激情，怀着一个英国女护士无限的献身态度和一个关心哥哥们的妹妹的钟爱心情去看望他们，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漂泊不定，虽说他们流亡的性质与我决然不同，没人把我从蒙得维的亚驱逐出境，只不过是某一天就决定出走，我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月后，也许有一年吧，我决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继续旅行，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目的地是墨西哥，我知道莱昂·费里佩住在墨西哥，不大肯定佩德罗·加菲亚斯是不是也住在墨西哥，但是心里感觉他在。也许推动我旅行的是狂热。本应是狂热。那时我认为狂热就是文化。当然，有时文化就是狂热，或者包括某种狂热。也许是因为缺乏爱迫使我出走。也许是因为过分热情洋溢的爱。或许那就是狂热。惟一确定的是1965年我来到了墨西哥，落脚在莱昂·费里佩和佩德罗·加菲亚斯家中。我说，我来这里是听从你们调遣的。而我给他俩的感觉大概还算可爱，因为我这个人不令人反感，虽然有时也烦人，但绝对不讨厌。我做的**件事就是拿起扫把打扫地面。接着又擦窗户。一有可能，我就要钱，去给他俩购物。他俩说的西班牙语很特别，像是爱发脾气的腔调，他俩一直改不了这口音，好像他俩说的z和c总是绕来绕去，好像永远也不说那些带s的孤苦伶仃和好色的单词。他俩说：奥克西里奥，别搬来搬去了！奥克西里奥，放下那些书稿吧！女人啊，要知道尘土与文学是和睦相处的。我呆呆地望着他俩，心里想他俩的话有多少道理呢？永远有尘土，永远有文学。由于那时我喜欢寻找词义中的细微差别，就想像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悲惨场景，想像着安安静静躺在书架上的图书，想像着来自天上的尘土，它们飘进图书馆，慢慢悠悠，不屈不挠，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于是，我明白了：书上容易落土（明白，但不能接受）。我想像着扬尘、那具象成我脑海里潘帕草原的扬尘，它们向着墨西哥城推进。我心中特有的草原上的扬尘，那也是大家的草原，尽管很多人拒绝看看大草原。于是，一切都蒙上了灰尘，我从前读过的书籍、现在打算看的书籍统统蒙上了灰尘。于是，无能为力了，不管你如何使用扫把和抹布，尘土绝对不会离去，因为这些尘土就是图书固有的一部分。它们按照它们的方式生活，仿效类似生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