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一个市民的自由·考绍岁月/欧洲苍穹下/我本想沉默(全三册)(精装)

《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节选） **章 1 在这座城市中，两层的楼房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一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再有就是几 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坐落在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在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形木盆。（“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栋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厕所，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战，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杜库什夫人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高的水罐里也 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汽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气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气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气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说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薄薄的铂金片上面装有新发明不久的“奥尔纱罩”。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气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气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 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供暖，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杜库什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节选） **章 1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或斯坦因·奥里尔。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和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战。 噢，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 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气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咬紧牙关，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发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女士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地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的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和塔西佗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做一个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节选） **章 1 我本想沉默。但是后来，我抵抗不住时间的呼唤，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来我还意识到，沉默——至少跟说话和写作一样——也是一种回答。甚至有的时候，沉默并不是*无危险的回答。想来，没有什么会比拒绝性的沉默更能激发暴力的了。 我想说的是，从奥地利丧失了独立主权之日算起——这一天可不是随便乱算的，而是特指“德奥合并日”的十年里—市民社会的文明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就在那一天，旧欧洲留下的许多遗产都分崩离析。十年以来，直到今日，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就在那一天的黎明时分，在恩尼斯桥上，那里是被称作“铁幕”的苏联人驻守的边境线终点，一位苏联军人推门走进了火车的车厢，要走我的护照，然后冲我敬了一个礼，准许我踏上了自我放逐的流亡之路。在这十年里，有好几个国家消亡、瓦解，王权和政权体制遭到毁灭。在这十年里，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也形消神灭。要知道，我就生长在这种市民主义的社会文明与生活方式之中，当我得知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的祖国已不复存在时，我内心感到异常的平静。就在这段时间里，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出版了，在**卷的结尾，我读到这样一句话：事实要比梦想更有价值。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会尽我的所能记录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