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感之谜:神经科医生漫游感官奇境

第六章 咖啡与豆蔻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食物史 ：菜谱代代相传，活在进餐触发的回忆和情绪里 ；菜肴唤起童年的温暖和幸福，宛若包裹在母亲的爱意之中。对许多人，尤其移民家庭而言，这些家族菜谱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一部关于根源、故乡和跨文化交往的无言历史，它们和姓氏一起定义着一个家族。 我自己家的食物史比罗登的还要复杂。我母亲的家族源自巴格达，她也出生在那里。她长大的房子坐落在大河的岸边，那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她离家时还太小，不知道是哪一条）。她们家是犹太人，说的倒是阿拉伯语。我还记得我的外公—那时他们离开伊拉克已有五十来年—坐在一棵树下晒着太阳，用几只小小的厚玻璃杯喝着咖啡（是我外婆用一把小黄铜壶在炉子上煮的），边喝边同几个朋友下双陆棋，木头棋子和骰子在棋盘上不时啪嗒作响。咖啡豆发苦的烘焙气息中掺杂了一抹豆蔻的清香。喉音浓重的伊拉克阿拉伯语在大人之间来来回回，他们如果还在巴格达，大概也正做着完全一样的事。 偶尔有人说一个无疑算得上难以启齿的粗野笑话，朋友间一阵哄堂大笑。还是小男孩的我在边上且看且听，耳朵很快习惯了阿拉伯语的咒骂。每次我走进外祖父母家里时，桌子上总是摆满食物，现在回想起来还令我口水直流 ：黄澄澄、热腾腾的藏红花米饭上面铺一层小扁豆，碎小麦包的小饺子里塞足了羊肉、肉桂和松子（就是基贝，kibbeh），要不就是肉丸蘸在杏子酱里，佐以一份安巴（amba） —那是一种香辛酸甜的开胃菜，内有芒果、青柠并混合了各种香料，它是历史化作食物的有力展现，很可能是由曾经定居印度的巴格达犹太人带入伊拉克的，因为他们曾长期在中东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往来贸易。我的外婆和她的一众姐妹常常一边大吃特吃，一边高声谈笑，一旁的电视总是兀自放着一部伊拉克或埃及的肥皂剧，美食将她们全都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她们很幸运能在彼时的巴格达长大，那时的它是一座现代而进步的城市，是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熔炉。 我父亲家的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在 1931 年刚出现不祥的预兆时就离开了柏林，这个16岁的柔弱少女辞别父母，登上了一艘驶往巴勒斯坦的海船。她个性要强，硬得像颗钉子，不惜抛下当时被看作文明巅峰的城市和那里的中产家庭，去异乡过凄凉贫苦的生活。她和食物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对她来说，食物只是一剂燃料，是让她完成每天工作的“必要之恶”，绝非什么值得享受的乐事。对于周围的人，食物是爱的表达，是交流的方式 ；而在她眼里，重要的是量，不是质。食物的量越大，声势才越壮，她这个中欧人会把分量搞得巨大，或炖或烤，直到食材变成面目全非的一坨。从我出生起，祖父母始终住在瑞士，我们每次去看他们，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总会准备大堆大堆的巧克力和五花八门的德式蜂蜜松糕（Lebkuchen），在咖啡桌上垒得摇摇欲坠。祖母一扑纳心地只想喂我们，我们刚刚吃完一顿、肚子还胀得紧绷绷的时候，下一顿就又端上了桌。她对我祖父也是如法炮制，总在鞭策他多吃一些。祖父为人极富涵养，他性格文静，才智超群，通晓多种语言，对古代史、哲学、艺术和经典作品都很有兴趣。我听到他提高嗓门的唯一时刻，就是祖母硬给他塞吃的而他实在消受不了的时候。从外形上看，我这对祖父母可算是极不般配：祖母体格硕大，强壮如牛，声音洪亮，行动果敢，目标明确，是个突出体魄的人 ；而祖父，即便在祖母的强势填喂策略之下，依然瘦得像根耙子，他更习惯轻声细语，在家里慢悠悠地走动。当祖母将一大坨食物铲进他的餐盘时，他只会挑着吃上一点。直到我长大一点之后，我才明白，祖父不懂得享受食物，有着更深的缘由，那是一股贯穿他一生的忧郁。“水晶之夜”那一天，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布雷斯劳被捕—那里当时还是一座德国城市，现已更名为“弗罗茨瓦夫”，位于波兰蕞西部。他听到了纳粹往城里蕞大的犹太会堂投掷手榴弹的爆炸声，当时他就被囚禁在会堂对面的警局里。1939年6月，他在二战爆发的前夕逃出了第三帝国，家族中只有他和他兄弟二人幸存下来，其余都死在了集中营。他蕞后一次得到他父母的消息，是通过红十字会的几份简短记录，当时他们正要被转去泰雷津城。他手上有一封从巴拿马驻阿姆斯特丹大使馆寄出的信，上面贴着一张德意志雄鹰抓着纳粹万字的邮票，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唯一实物，然而那个时代造成的创伤却始终纠缠着他，直至其寿终之日。那封信确认了他可以安全前往巴拿马—当时离开德国的条件是有地方肯收留你。祖父终生都是一名无神论德国人，他说标准德语、穿全套正装、听德意志古典音乐、阅读德意志大作家大哲学家的作品—饶是如此，他仍被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排斥、迫害，差一点还遭到处决。讽刺的是，他后来和妻子搬到瑞士的小小一隅居住，却始终被当地视作“德国人”。他以92岁高龄逝世时，仍是瑞士汪洋中的一座德国孤岛，他的居所几百米外就是德国边境，真是从他家中就能望见。站在他家的大门前，几乎能听见清澈的莱茵河水打着漩涡、泛着波涛地汩汩流动—就是这道液体国界，隔开了他与故乡。他和德国近得不能再近，却始终没再回去。我真想知道淙淙的河水在向他诉说什么，他从那窃窃私语的交谈中又听到了什么。去世前几年，祖父丧失了嗅觉。 我还记得他已然贫乏的胃口终至消失，也记得这个本就消瘦的男人变得愈加羸弱，好像随时都会一折两段。 各位可以想象，我的童年食物是非常多样的，每道菜都让我想起家族历史的不同侧面—它的起源、它的伤痛、它的颠沛流离，一如克劳迪娅· 罗登所写的那样。不过食物中也有更加私人的感受。每每路过伦敦街头的某家阿拉伯餐馆，闻到加了豆蔻的阿拉伯咖啡的香气，我都会立刻被拉回儿时的场景 ：外公坐在一棵树下玩双陆棋，一手举着热气腾腾的玻璃杯，一手摆弄着两只骰子。如果是小牛肉配土豆泥，或是一大碗柏奇（Bircher）麦片的气味，我又会回到祖父母在诺伊豪森的起居室，远处传来莱茵瀑布的隆隆水声。气味和味道是通向过往的直路，从我自己的过往一直通到祖祖辈辈。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边吃着我岳母料理的旁遮普菜，一边吃着我父母做的德式炸猪排、贝果面包、土耳其果仁蜜饼和杏子酱肉丸。他们长大后也会有复杂的食物记忆，那将是一部扑朔迷离的奇妙历史。 * * * 我做低年资医生时，曾在肿瘤科实习过六个月。当时常有病人口腔黏膜发炎疼痛，这是中毒的表现，因为我们往他们的静脉里滴了药。化疗药物针对的是使细胞分裂增殖的机制，以此破坏快速增长的肿瘤，但是这场药理学战斗也会殃及其他迅速复制的组织 ：比如皮肤组织就会受累，手掌和脚底因而发炎疼痛 ；骨髓受损，造成贫血和白细胞过低 ；肠道损伤，时而暴发腹泻。当这些病人嘴疼舌肿时，他们的味觉就会被掩盖，要等身体康复了才会慢慢回归。不过，只要跳出了肿瘤科这个特殊环境，在整个临床领域中，味觉障碍其实相当罕见。一些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这种障碍，比如某些药物可能改变味蕾的功能或唾液的分泌。比如，有一种安眠药就可能使病人口中长期留下一股可怕的金属味。 在我的门诊病人当中，我只能想到有几个人主诉过味觉的丧失或改变，艾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第壹次“见面”是在第二波新冠疫情发端的时候。当时病例骤增，我们的大多数门诊都改成了视频通话或电话—但也不是每个病人都接到了通知。 那天我在家里，正被Zoom上没完没了的视频门诊弄得越发疲惫，医院打来了电话。艾琳是有预约，但没人告诉她现在都是远程问诊了。她坐在候诊室里，一个医生也没见到。于是我们就在电话里**次结识了彼此。她白跑了一趟医院，自然不太高兴，家中的我也为这一团糟的行政安排感到尴尬。之后的一周我们还是真正见了一面，不过那次门诊的全过程，我都配着全套防护，面罩、口罩、手套和前罩式隔离衣一样没少。她也全程用口罩遮着脸，只在我检查时摘下了几分钟。她来自西班牙的托莱多，但已经在伦敦生活了一阵。她说话口音很重，加上隔着口罩，有时很难完全听懂她的意思。她有着典型的西班牙人外貌，年纪很轻（29岁），和我那天上午接诊的许多病人相比，对于疫情期间冒险出门，她看上去还是相当放松的。 艾琳是从口腔门诊转来的。过去五个月里，她一直都没有味觉。鉴于当前的形势，她刚刚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断定自己是感染了新冠，只是没有别的症状。更值得担忧的是，她是一名侍酒师，而且地位并不一般—她在一家米其林星级餐馆里已经工作了几年。口舌是她吃饭的家伙，品味是她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