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至死:进步的代价

了解人类这一物种你可以说我忘恩负义。我的牙齿里填充了银，冰箱里塞满了手工酿造啤酒，口袋里的随身听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开着一辆带有巡航控制系统和动力转向系统的日本汽车，车上配备了安全气囊，如果遇到事故，气囊会弹开为我提供缓冲。我戴着一副德国眼镜，镜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的照射下会变色。我正在计算机上写下这些文字，这台计算机比一本书还要轻薄。我享受朋友们的陪伴，要不是急诊手术挽救了朋友们的性命，我也许已经失去他们了。在父亲生命的*后17年中，他的血液是通过移植的肝脏过滤的，移植的肝脏来自一个名叫查克·策纳的人，查克于2002年去世。我有太多理由感谢文明的诸多奇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21年，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首次访问美国，晚上东道主带他参观时代广场。切斯特顿静静伫立凝视，随后情形越发尴尬。*后终于有人问他在想什么，切斯特顿回答道：“我在想，如果我不会阅读，这一切会是多么美丽。”正如切斯特顿那样，我们可以看懂标志，但这并非好事。不停闪烁的广告灯牌正让我们逐渐失去从许多人已知且*为怀疑的事物上分心的能力：我们即将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对进步的信念正像冰川一样消融，而这个信念正是文明的希望和前提。但是抗生素、飞机、女性权益又如何呢？这些确实是进步。然而，仔细审视后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文明恩赐不过是对我们已付出的代价的部分补偿，或者说其造成的麻烦与其声称要解决的麻烦相差无几。例如，大多数传染病疫苗虽然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侵害，但事实上，是人类与驯养动物生活在一起之后，病原体才从这些动物身上转移到了人身上，这些传染病才成了严重的问题。流行性感冒、水痘、肺结核、霍乱、心脏病、抑郁症、疟疾、龋齿、大多数癌症以及其他导致人类承受巨大痛苦的主要疾病，都源于文明的某些致命方面，比如驯养动物、城镇人口过于密集、下水道没有密闭、食物被农药污染、微生物组被破坏等。在飞行这一奇迹诞生后的短短几年内，飞行员用一只手操纵飞机，另一只手则向平民投掷炸弹。此外，只有在*为进步的现代社会中，LGBTQ（性少数群体）才能重新获得大部分觅食社会a通常所有的接受和尊重。关于进步的报道往往夸大其词，被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而任何对文明提出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嘲讽为愤世嫉俗、乌托邦，或两者兼而有之。阿瑟·米勒指出：“一个时代的基本幻想枯竭后，这个时代就被视为结束了。”进步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幻想，但它已被消耗殆尽。渔场枯竭、二氧化碳含量飙升，号称“不会出错”的核电站排放出大量放射性气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反乌托邦情景越发突出。石油涌入海洋，变异病原体击败了*后一种有效抗生素，末日情绪笼罩每个人的心头。每一年都是破纪录的*热的一年，下一场未宣之战的战火从前一年的余烬中燃起，而各政党提名的庸俗政客无法就现实情况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行动了。尽管我们见证了时代的种种奇迹，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奇迹，当今时代才深陷困境。人们常常设想，一位来自未来的使者会给出明智建议，帮助我们选择*佳的前进道路。但反向思考一下，史前时代的穿越者会如何评价现代世界的状态和发展轨迹？她无疑会对在这里遇到的很多事情印象深刻，然而一旦对手机、航空旅行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奇感消退，她又会如何看待我们生活的实质和意义呢？她更多的是敬畏我们的花哨发明，还是会感到沮丧，觉得我们在冲向岌岌可危的未来时抛弃了太多东西？这个问题看起来并非仅为假设。传教士、探险家、冒险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对原住民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舒适和约束而感到困惑和失望。“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蒙刚果坚果，”一个非洲昆申族（!Kung San）男子说道，“我为什么要学习耕种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印第安人对加入现代文明兴趣不大：“他们从未表现出为我们改变其生活方式的意愿。一个印第安儿童被我们抚养长大，学会了我们的语言，适应了我们的习俗，然而，一旦他回去探望亲戚，与他们一起进行一次印第安式闲聊，我们就不可能说服他回归现代文明了。”富兰克林认为，要是白人孩子体验到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通常是由于被绑架），他们也会更喜欢那种生活。获救后，“很快，他们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这种生活的必要忧虑和辛劳感到厌恶，一有机会就会再度逃入森林”。1查尔斯·达尔文曾目睹向原住民“推销”现代文明有多么艰难。搭乘“小猎犬”号穿过火地岛时，他对居住在美洲*南端寒冷暴风地区的人们的脏乱落后感到惊讶不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比**次看见野蛮人更让我惊讶的了。那是一个全身赤裸的火地岛人，长发四散，脸上涂满颜料。”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即使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出更低等的人了。”2在此前的旅行中，“小猎犬”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绑架了三个火地岛人，其中有两个孩子，英国人称他们为富吉亚·巴斯克特和杰米·巴顿3，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约克·米尼斯特。菲茨罗伊认为，带走这三个人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们会熟悉我们的习惯和语言，*终得到的益处将弥补他们与故土暂时分离的痛苦”。菲茨罗伊将他们带回了英国，用一年多的时间向他们灌输文明生活——在这段时间他们甚至受到了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和王后阿德莱德的接见。在了解了欧洲社会的优越性后，他们与达尔文一起搭乘“小猎犬”号回到了家乡火地岛并与本族人民生活在一起，以宣扬正确文明的生活方式。但将他们放回去仅一年后，当“小猎犬”号再次返回伍拉科夫（如今的达尔文山附近）时，杰米、约克和富吉亚已无处可寻。英国水手为这三个火地岛人建造的小屋和花园里杂草丛生，空无一人。*终，他们发现了杰米，达尔文和菲茨罗伊与他在船上共进晚餐，杰米明确告知他们三人已经放弃了所学的文明之道。达尔文为此悲伤不已，写道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彻底而悲哀的变化”，以及“看到这样的杰米真令人痛心”。（达尔文指出，杰米并没有忘记如何正确使用刀叉。）菲茨罗伊船长提出带杰米回英国，但被他拒绝了，杰米表示他“丝毫不想回到英国”，他对“充足的水果”、“充足的鱼”和“充足的小鸟”十分满足。b***卡尔·荣格哀叹我们抛弃过去，这种“无根”的状态让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未来及其黄金时代的虚假希望中，而非活在当下，我们的整个进化史尚未跟上这一变化”。在《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中，荣格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人类陷入未来幻想的哀叹：“在不充分感、不满和不安的驱动下，我们盲目追求新奇。我们不再依靠所拥有的事物，而是依靠希望，不再立足当下，而是期望未来的黑暗带来真正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所有更好的事物都是以更糟的代价换取的。”在1928年的一篇题为《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的文章中，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想象过100年后的未来世界。他预言，情况将如此之好，没有人需要担心赚钱的事，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磨大量的空闲时间。凯恩斯写道：“自诞生以来，人类将首次面对真实、永恒的问题，如何享用从紧迫的经济忧虑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如何享受科学和复利带来的闲暇时间？”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期待已久的未来，而普通美国人仍一如既往地感到疲惫和绝望，如今他们的工作时长和1970年一样，无非每年多了几周的休假时间。严格说来，过去几十年全球财富指标都有所提高，但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剩余财富都流向了*富裕的人群，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即便我们当中*幸运的人，过得也没有那么舒服。44%的年收入在4万~ 10万美元的美国人告诉研究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甚至拿不出400美元，207%的年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美国人也是如此。4全球范围内，1990—2014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71%，而同期每天生活费不足5美元的贫困人口却增长了10%，饥饿人口增长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