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

刘昕–解海龙：别放下相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希望工程”实施之初，解海龙作为一名志愿者，主动参与希望工程的宣传，跟踪拍摄三十余年，创作了数百幅纪实摄影作品，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影响人物。刘昕于1990—1993年在《中国青年报》做摄影记者时，也进行过“希望工程”的报道，并与解海龙一起共事，这一段经历是她热情投入社会公益的起点。相识30年后，借由本书出版的契机，刘昕和解海龙进行了一次深谈。2020年的这次谈话跨越时区，也跨越了两位纪实摄影人半生的创作与情谊。相遇在《中国青年报》Q1. 两位认识的契机是什么？解海龙：这得从猿变人开始说吧！我是平民出身，没有干部家庭背景。1976年4月份，北京那场运动后，大家都去天安门看诗抄，我当时特羡慕那些有相机、会拍照的人。“四人帮”倒台之后，那些照片都问世了，1979年初举办了影展，成立了“四月影会”。我在那个展览上看到了很多感人的照片，才知道摄影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这么震撼。这里边当然有很多有名的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等。看着那些照片，我就想，我也得买相机，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可是我那个时候只买得起一些简易便宜的相机。1980年1月，北京崇文区文化馆组办了“广角摄影协会”。这是当时北京**家摄影协会。摄影爱好者从此经常在文化馆里聚会。当年大家拍的片子并不那么震撼，都是花花草草、人物和胡同。陆陆续续地，来“广角”的人多了起来，我们把各地喜欢摄影的普通人吸引过来交朋友，比较活跃。“广角”逐渐成为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基层组织。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很多摄影人物，比如贺延光。他是“四月影会”的一员，后来进入《北京青年报》当记者。我们把他看作偶像，使劲拉他到我们“广角”来。很快，他也成了“广角”的会员，经常给我们讲课。后来他从《北京青年报》调到了《中国青年报》，当时《中青报》（即《中国青年报》）的摄影部主任特别愿意扶持年轻人，就把摄影部主任这个职务让给了贺延光。我们从此跟《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熟悉了，经常来往。我们大家都想去《中国青年报》工作，就陆续申请。慢慢地，整个《中国青年报》摄影部里，“广角摄影协会”会员占了一大半。我们的会员刘占坤在1985年借调到《中国青年报》，很快成为全职记者。再往后，程铁良、李庚伟等人在那里就职，又都特别活跃，大家就经常一起玩。刘昕：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青报》，很快就正式上岗了。我和你**次见面是在崇文文化馆的“广角”。那时候你经常主持活动，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新年联欢的时候唱卡拉OK，我被贺延光和刘占坤拉着，说来见见海龙“大哥”。解海龙：他们都叫我“大哥”。那年联欢会的时候，你和程铁良还编了个小录像，很有意思。那时候你也像没走入社会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经常讲段子，你特爱听。我们给你授予“*佳捧哏奖”，就是笑得*好，笑点特低。听程铁良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人民日报》也请过你，但你特别喜欢《中国青年报》的氛围。刚开始我们都管你叫小妹妹，后来一看，你慢慢变成一个小男孩似的，结果我们都成哥们儿了，每天在一起策划各种活动。我们那帮人玩得特别愉快，天天乐乐呵呵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也互相竞争，拍完片子就往办公室跑，回来就让人冲胶卷，选片，发稿。下了班，我们就排着队玩牌。恨不得今天刚散，明天还要一块儿聚。1991年的时候，我作为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以个人名义拿着相机去了很多地方，在《人民日报》等各种媒体上发表作品。同时，你拍摄、刘占坤编辑的两整版关于“希望工程”的报道也发表了，我们就经常切磋。你到贵州采访得比较深入，片子拿回来以后，大家都特别震惊，觉得好多片子跟往常我们见到的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常见的照片很格式化，图解式的，拍出来一定要突出什么。这回你拍的片子特别自然，不干扰拍摄对象，是一种自然的记录。这些淳朴的影像特别打动人，那时候影响就很大。我刚去《中国青年报》的时候经常受批评，因为我总说，“你们忙着，我去创作了！”一说“去创作”，贺延光就跟我急，他说：“你要改，你现在是记者，你的任务就是采访，你还创作？”我说：“我们过去都是说创作。”贺延光说：“那时候你在‘广角协会’，你现在看刘昕他们，科班出身，上手就是新闻采访报道。”我等于40岁了才到一个青年报纸工作，真就在那个时候从头开始学习，同事们也帮助我。这些事儿其实说起来都30年了，但想起来都像昨天。我特别留恋那时候的日子，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希望进步，跟其他媒体竞争。每次照片刊登后，我们上班进门的**件事就是把《中国日报》《北京青年报》《解放军报》都摊开，从业务上进行比较。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进步得特别快。可惜的是，你没待多长时间，就获了奖要去美国深造。你走了以后，摄影部真的好像缺了东西，气氛就静了，冷清了许多。我们老是跟你通话联络，盼你回来。你一回来，大伙儿就像过节似的，见到你就学着美国人的样子抢着跟你拥抱。我们在一起聚会，请你吃北京小吃，讲故事、说段子。虽然一晃30来年了，我们还是时不时能够得到彼此的一些消息。疫情期间，大家都互相牵挂。一说美国那边疫情这么严重，我们*关心的是刘昕千万别出去。还好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我想今年我们*大的任务不是说能出几本书，或者是有什么业绩，大家都活着就是胜利。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我们会尽量多一块儿聚，继续谈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