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德国革命

5.革命蔓延 到 11 月 9 日早晨,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后一 批留在王位上的君主之一 (另一位是符腾堡的威廉)。政治中心柏林是抵抗革命的*后一个中心城市, 一种奇怪的平静似乎主宰了德国首都。正如凯绥·珂勒惠支在当天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今天早上在菩提树下大街 (Unter den Linden), 一切如常。” [42] 那天晚上,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和妻子安东妮奥参加了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 也感受了暴风雨前那种诡异而有先见之明的平静感, “当我们走回家的时候, 广场和街道上出奇地安静。 我的感觉是, 我们刚刚听的是一个更好的但正在崩溃的世界的*后旋律” 。 唯一一个似乎没有意识到德国君主制即将结束的人是德皇本 人。 在宪法改革——— “自上而下的革命” ———剥夺了威廉的部 分权力后不久, 他无视冯·巴登首相的意见, 于 10 月 29 日离开 柏林, 带着随从前往位于比利时斯帕的*高陆军司令部战地指挥 所。尽管在柏林, 人们对伍德罗·威尔逊 10 月 23 日的第三封照会议论纷纷, 照会已经含蓄地把威廉退位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 但德皇还是断然拒绝考虑退位。他远离革命动荡, 来到他的将军们面前, 希望这样就可以抵抗不断增长的压力。 虽然他暂时避免了与政府直接对抗, 但也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在斯帕, 皇帝只有三个选择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停战及其后果: 要么在一次大胆的前线战斗中“英勇”地死去 (这可能挽救了他的声誉, 或者至少挽救了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君主主义者心中的声誉);要么在忠于他的军队簇拥下向柏林进军, 镇压革命; 要么逃到一个中立国家, 完全逃避所有责任。 与此同时, 帝国首相通过电话和电报联系威廉二世, 说服他返回柏林。考虑到即将进行的谈判, 他认为德皇离开柏林是无益的。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 冯·巴登现在确信, 要和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 威廉的退位已不可避免。然而, 同为贵族, 他仍然对劝皇帝退位有所顾忌, 因此, 他命令普鲁士内政部长比尔·德鲁斯 (Bill Drews) 去与威廉去进行无法逃避的交涉。11 月 1 日, 德鲁斯受命前往斯帕。 然而, 威廉拒绝了任何放弃王位的建议, 并得到了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 相反, 他让德鲁斯向首相传达: “我不会退位。在上帝、人民和我的良心面前, 这与我作为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大帝的继承者的责任背道而驰。 我不能也不应当在*危险的时刻离开岗位, 我的退位意味着德国君主制终结的开始……但*重要的是, 身为*高指挥官的职责要求我现在不能放弃军队。军队正在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战斗, 它的内在凝聚力取决于*高指挥官。 如果他走了, 军队就会崩溃, 敌人会不受阻碍地闯入家园。” 威廉没有屈服于退位的要求, 而是在将军们的簇拥下, 试图假装若无其事。1918 年 11 月 3 日, 公海舰队兵变的**天, 威廉二世就离开了野战指挥部, 去前线进行计划中的访问。基尔的事件似乎并没有让他很担心, 相反, 他公开威胁革命者, 要用暴力回应, “用机枪在人行道上写上我 [给他们] 的回答。即使要把我的城堡打成碎片, 我也会下令这样做……我不想仅仅因为几百个犹太人和一千个工人就放弃王位”。 12. 对魏玛政权的削弱: 《凡尔赛和约》 …… …… 1919 年 4 月底, 战胜国将德国代表召至凡尔赛。法国东道主似乎要特意羞辱这个 180 人的德国代表团, 让他们坐着从柏林开往巴黎的火车缓缓驶过满目疮痍的法国乡村。到达巴黎后, 他们被“粗鲁地赶上公共汽车, 在重兵押送下被送到凡尔赛; 他们的行李被毫不客气地扔在酒店的院子里, 并被粗暴地告知要自己带上去”。 德国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部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佐 (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 伯爵在战争期间一直主张和平, 并支持民主的德国新政府。但他的外表和举止看起来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北方贵族, 他认为自己会作为一个平等的谈判伙伴在巴黎受到欢迎。与大多数德国人一样, 布罗克多夫-兰佐相信威尔逊承诺的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协商和平将会兑现。 他充分预计到德国将遭受一些领土损失, 但也准备要求和会尊重自决原则。他的代表团带来了大量的地图, 以表明从历史和民族构成角度来说, 一些有争议的领土无疑是德国的。 1919 年 5 月 7 日, 德国代表团被召集到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 酒店 (Trianon Palace Hotel) 开会。克列孟梭宣布会议开始: “结账的时候到了。你们要求和平, 我们就把和平给你们。”当布罗克多夫-兰佐发言时, 他决定继续坐着, 以此表示抗议。 他坚持认为指控德国发动战争是错误的, 否认犯下了战争罪, 并坚持认为既然战斗结束, 协约国就必须结束经济封锁。布罗克多夫- 兰佐的演讲可能是为了向国内观众保证, 这个代表团是在为德国的利益而战, 但进一步激怒了协约国领导人。德国外长离开房间后, 威尔逊、 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都很沮丧。威尔逊说: “这是我听过的*粗鲁的演讲。 德国人真是个愚蠢的民族。 他们总是做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