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统和四年（986年）正月，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史称“雍熙北伐”。宋太宗吸取高梁河的教训，命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攻占山后地区；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东进；曹彬、崔彦进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会同中、西路军攻辽南京。在宋军发动全面进攻，岐沟关、涿州、固安、新城陆续失守的紧急时刻，萧绰和辽圣宗亲赴南京督战，并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预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任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抵御宋军中路军和西路军的进攻。　　在名将耶律休哥机动灵活的节节抵制下，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劳于防御”“粮运不继”，进退失据。五月初，曹彬得知萧绰率援军赶到，急忙从涿州南撤。在岐沟关被辽军追及，宋军连夜抢涉拒马河，耶律休哥乘机猛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残部退到易水南岸，又被辽军追及，士卒被杀达数万。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溃败，急令中路军撤守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七月初，辽援师西路，连下蔚州、飞狐。宋太宗令西路军出代州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宋将杨业此战被俘后绝食而死。“雍熙北伐”遭到彻底失败。　　历来人们对“雍熙北伐”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十分关注，得到普遍认同的原因如下：　　首先，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宋太宗君臣对辽朝政局作出错误的判断，夸大对手的不利，高估己方的实力。贺令图等人的奏报有失片面，且时过境迁。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萧绰已经快速瓦解了反对她的势力，稳定了政局，使辽朝国势蒸蒸日上。　　其次，宋军主帅曹彬等人的失误。宋太宗就曾说：“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龄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轴重，往复劳弊，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曹彬受制于宋太宗的疑忌和诸将急于争功，进退失据，没有执行预定的战略决策，致使分进合击的初衷完全落空。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优拒绝杨业的合理建议，强命其在不利的形势下出击，又违约不予接应，使杨业全军覆没。　　再次，宋军的实力不济。“雍熙北伐”时期，恰值辽军兵强马壮，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达凛等人皆是智勇双全的名将。宋军虽然也不乏名臣宿将，却有所逊色。而宋军以步兵对抗骑兵的劣势，在南京外围的开阔平原被格外地放大了。耶律休哥就是充分利用了辽军铁骑的机动灵活和强大冲击力，“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兵张其势……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使得宋军疲于往返，粮运不继，士气衰落。　　还有其他的观点，此处不再絮说。这些看法多是站在北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从萧绰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有几个大家忽视的因素值得注意。　　其一，萧绰保卫燕云的决心。回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幽州，辽朝“烽书旁午，国内惶惶”，在草原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萧绰一得到宋军进攻的消息，立即派耶律抹只驰援南京，本人和辽圣宗也亲往督战，并调回正在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抵御北宋的中路军和西路军。　　其二，萧绰成功瓦解了反辽同盟。面对渤海国残部、女真、高丽纷纷联络北宋，试图与之结盟的不利形势，萧绰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鸭绿江女真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统和元年（983年）“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统和二年（984年）二月，“东路行军、宣徽使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遣使执手奖谕”。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宁、都监萧勤德献征女直捷，授普宁兼政事令，勤德神武卫大将军，各赐金器诸物”。统和三年（985年）“秋七月甲辰朔，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虽“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未和高丽发生正面战争，但“命枢密使耶律斜轸为都统，驸马都尉萧恳德为监军，以兵讨女直”。统和四年（986年）春正月，“丙子，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经过几次大规模用兵，鸭绿江女真和渤海国残部已经不能形成对辽的威胁。萧绰在高丽边境大肆讨伐女真，且几次声言东征高丽，意在威慑高丽。在展现了实力后，萧绰又采取了灵活的手段，遣厥烈至高丽请求议和。在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高丽作出了明哲保身的选择，屡经宋使催促，终未发兵相助。至于曾为“中国右臂”的党项，在萧绰接纳李继迁的投附之后，已成为牵制宋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