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

　　《中国社会语言学》：　　社会变迁往往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消亡。任何社会的群体、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等都处在各自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中，语言也是如此。当社会上的一些事物出现或消逝的时候，语言常常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社会变迁的性质各异，情况复杂，形式多样。正如社会学并不关心社会变迁的所有方面一样，社会语言学并非对所有的社会变迁都表现出自己的兴趣。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只是与语言变迁有关的方面，或者关心语言对社会变迁有影响的方面。但是，并非社会学不关心的问题社会语言学都不关心。例如，社会学一般不关心社会形态的变迁，但是，社会语言学对此绝不会漠不关心，因为政治对语言从来就不是漠不关心的。　　研究政治变迁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有许多方面，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政治决策加速一种语言的消亡。中国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在494年率领鲜卑贵族、文武百官及兵士20万，连同家属和奴隶约百万人，自平城迁都洛阳。由于这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在生产力方面均处于劣势，所以，为了稳定其政权，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在语言方面，他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30岁以下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30岁以上各人，准许从缓改变。鲜卑人被迫“说汉正音”。前后不过30年的时间内，统治族就被融合进被统治族中去了。有一部分鲜卑人，在政治上对抗魏孝文帝，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但不久被消灭，从此鲜卑语便基本上灭绝了。当然，鲜卑语消亡从根本上来说是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较量的结果，但政治上的推进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政治势力的变化会影响到语言的地位。以香港为例。在《南京条约》签订前，香港居民使用的是本地语——汉语中的粤方言。条约签订后的近百年中，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语言同化政策，使得汉语的地位在香港大大低于英语。随着《南京条约》期限的临近，中国国力的增强和祖国统一政策的实施，在香港居民的强烈要求下，港英当局在1974年宣布中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但在具体实施中仍是以英语为主。1990年4月4日中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这就是说，从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那一天起，中文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英文则下降到辅助地位。（姚喜明、王胜利，2000）　　社会变迁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社会发生变迁，语言也会发生变迁，但语言的变迁不一定会和社会的变迁同步。一般说来，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突变，一种是渐变。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变迁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与语言变迁的关系加以论证。　　二、社会的突变、渐变及其与语言变化的关系　　所谓社会的突变，实际上主要是指社会形态的突变。社会的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是渐变。社会语言学的初步研究表明，社会的突变不会必然地导致语言的突变。1911年，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社会突变没有使汉语发生突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又一次发生突变，汉语也没有发生突变；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从农奴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藏语也没有发生突变。赵元任（Chao，1976：144-145）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1973年，他在离开大陆35年以后**次回来，使他感到安慰而同时又有点失望的是，汉语的变化比他所预期的要小得多。汉语出现了许多新的复合词，他们来自古代汉语的黏着语素，而人们不去考虑这些词的响亮和方便的方面，例如用“浴巾”代替“澡布”，尽管“澡布”要比“浴巾”响亮。由于受到外语的影响，语法方面出现了自动地在表示过去事件的词语后用“了”，而且外语词序排列方式出现在文章的标题上，但是这些特征在日常对话中没有听到，而只是在印刷品中。语音方面的变化也很小，只是在读书音和说话有区别的时候用读书音多一些。　　社会的突变不会导致语言的突变，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语言的多重功能以及其获得方式决定了语言不能也不可能发生突变。说语言不会因社会的突变而突变，并不是说语言在社会的突变中无动于衷。事实上，在社会的突变中语言也常常发生较大的变化。例如，辛亥革命后不到10年，中国就发生了五四运动，而这场运动对汉语书面语的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间和以后的国语语音标准的确定，也可以说是语言制度的一种变化。Bolinger（1993：628）就曾指出，物质世界的变化可能是突然性的，语义的反映可能同样突然，因而语义的变化比任何其他方面的变化更难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