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金冲及自述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我的青年时代完全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1947 年入学，那时

16 岁；1951 年毕业，担任校团委书记；以后又担任过校党委委员、

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务；1965 年初调北京工作，那时 34 岁；在

复旦的岁月前后共 18 年。这里还没有包括在复旦附中读了 6 年书，

也没有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8 年 1 月，被复旦造反派从北

京绑架回上海，在复旦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到 12 月才

押送回北京。可以说：我是在复旦长大的，无论政治上还是治学

上，都是在这里打下了基础。

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 18 年中，杨西光同志担任复旦大学党

委书记的时间超过 10 年，同他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杨西光同志是 1954 年 9 月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调来上

海，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望道

先生，我们无论人前人后都称他为“望老”）。但他来复旦担任的职

务在刚到学校时没有立刻向群众宣布，让他能先比较自由地找不少

教师、学生、工作人员了解复旦上下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大体

有数。我*初对他来校担任领导工作也不知道，以后才知道他已经

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后来告诉我，复旦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

正文同志那时曾对他说有一个人你可以用，指的是我。

杨西光同志是 1936 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北平入党的，

曾在北大旁听过一年，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老党员。西安事变后不

久担任过东北军第 49 军临时工委书记。抗战期间，他先在重庆担

任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干事，以后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还

任过中央党校二部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官

教导总团（教导对象是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包括杜聿明、黄维、

王耀武等在内）的副政委兼教育长。因此，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

和理论素养、能够在教育文化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

杨西光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杨西光来校时，我在学校中的处境正十分艰难，把我从政治工作

岗位上调开，改做一些事务性的事，但还继续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

为什么我会陷于这样的困境中？事情来自 1947 年暑假中。那

时我 16 岁，中学刚毕业，准备考大学。我和同班同学丁彬荣、邱

慎初那时一心想找共产党。但人海茫茫，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组织

在哪里。这时，有个从江苏无锡来的人自称“黄大伟”，说是与苏

北解放区有联系，准备成立一个“红社”，要求我们参加。他们还

送了丁彬荣莫斯科出的两卷本中文版《列宁文选》，送了我一本许

涤新写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我们见了两次面，一次在丁彬荣

家，一次在中山公园。他们说要参加“红社”的话，得写个自传，

经批准了才算。这时我正被金陵大学发榜录取，要去南京。中学好

友何志禹（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也劝我们不要去参加。

此后，我就没有再同他们接触，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我入党

时，把这段经历详细地在自传中写了。

1953 年初整党复杂，是个“特务外围组织”。但审查时，因为我那时太幼稚，对

黄大伟究竟是怎么一个人，“红社”从事过什么活动，都一无所知。

审查者对我说：“这些如果搞不清，你就准备被开除党籍。”所以，

我一听到要开会的通知，就心惊肉跳，不知道等着的是什么。

到 1961 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江苏省委负责肃反的“十人

小组”给复旦大学党委正式转来结论：“红社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组

织，同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替党做了些工作。”这样，压在心头

四年的大石头，顿时烟消云散。

回头想想，这四年中有两点我没做错：一是不抱怨，“红社”是

怎么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组织上要把这事弄清楚，也是我的

需要，有什么可抱怨的，更没有抱对立态度 ；二是不消极，我是一

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仍然全力以赴，没有消极和抱怨。现在想想，

如果在这四年内一直对党抱对立情绪或者心灰意懒，陷于消极状态，

即使问题*后解决了，自己却废了，再也扭不过来。这真是大幸。

杨光西对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要我除原有工作外，常到他

那里帮他做一些事，也没有其他什么名义。不久他又担任上海市委

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但仍兼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职务。

他好多次跟我说过：“常有人问我：你这样两方面兼着怎么忙得过

来？我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帮手，一个是季宝卿（当时任复旦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是金冲及。季宝卿负责帮助我经常了解学

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当我不在学校时向党委其他负责人和有关部

门传达我的意见；金冲及根据我的想法，起草那时经常要在全校大

会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工作计划和报告，以及其他各种文件。

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但首先服从我的需要。”

他说的是实话。我也说实话：在近十年时间内经常花很大力气

时，这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认为“红社”情况做这些事，我的受益比我为他做的那些事不知要大多少，影响也更 深远。这种受益，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并且深刻地在日后治学思路

和工作作风上，至今还留下很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