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吹起黑色帷幕

我总会时不时控制不住自己泛滥的欲望。我将这原因归结于与生俱来的缺陷。 五岁的那个夏天我迎来了记事以来欲望的**次失控，可能此前这种失控在我的父母看来早已稀松平常。例如在购买放满瓜子仁的糖糕被拒绝之后的号啕大哭啦，想揪住二姑脑后那股黑发而被无视时的歇斯底里啦，但是这些事情无法在我当时尚且稚嫩的脑仁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还是回到五岁的那个夏天，那时的我已经渐渐开始从小孩子的中性中走脱，显现出一个女孩儿的可爱神色来。口说无凭，这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开始由对于食物浓厚的兴趣转变为对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发饰的热爱。其中，*吸引我的是一对装着弹簧翅膀和彩色塑料珠子的蝴蝶发夹，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轻轻晃动或者用手指触碰，它的翅膀便会优美而又饱含节奏感地上下颤动，彩色的珠子在这颤动中发出摄人心魄的迷幻色彩。我无数次想象着它落在我头顶上的情形，左右的小辫子上一边一只，只要我轻轻晃动小脑袋，就会羽化登仙，飞上云霄。在我向母亲表达了我对蝴蝶发夹的热切渴望之后，母亲果然把我带到了杂货店里，但她*后满意地付完钱并郑重其事地夹在我头上的却是两片粉色的树叶。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在猜想母亲没有买下那对蝴蝶发夹的原因。我想原因应该是这样的，其一，蝴蝶发夹的弹簧是裸露在外面的，很容易和我细致脆弱的发丝缠绕在一起，可能会伤到我幼嫩的头皮，这个担心母亲很明确地在杂货店里向店员表达过；其二是我自己主观臆断的，但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想想，蝴蝶发夹五块钱，而树叶发夹却只需要五毛钱，两个五毛是一块，五个一块才是五块，天哪，这个价格对于刚刚学会算术不久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的零花钱一周才有五毛钱，如果我坚持一周不买糖豆和话梅吃，那么攒够这笔钱需要多少周呢，我的脑瓜高速运转起来。 *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太过复杂的算术问题，它让我感到沮丧和绝望。我的目光开始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搜寻起来，越过整洁的床铺，一尘不染的地板，方头方脑的电视机和掉漆严重的电视柜，*终停留在了沙发上一个黑色的物体上，好像一开始就是在搜寻它，别的只是欲盖弥彰的掩饰。为了化解这尴尬的氛围，我使劲咳嗽了一声，但实际上房间里除了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那个黑色的物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已经等候多时。 那是个黑色的皮包，侧面有一点轻微的掉皮，好像从我记事那天母亲就一直用着它了。老旧的款式，显得有点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样子。我看着它，感觉它同样也在看着我。我伸出一只手拉开了它的拉链，“吱”的一声尖锐的声音，像是谁在尖着嗓子笑，我确信它是在嘲笑我了。但我毫不在意，孤注一掷地打开了伊甸园的大门，悄然无息地看着那张粉紫色的纸片从一大堆纸片中轻轻滑到了我的指尖，又从我的手心中翻滚着躺进了那条绿色呢绒裤的口袋。 那张粉色的纸片在后来不单单换来了那对翅膀晃悠的蝴蝶发夹，还有理所当然的一顿毒打。母亲在外面对人一向和和气气，但关起门来教育我时就像是一只被火柴烫到了脚的野猫。她用科室里的止血带缠成一股，奋力地在我的身上抽打着，看起来快乐又凶狠，但不出一会儿，她自己又哭了起来，嘤嘤的，还像是一只猫。 母亲的极端式教育并未奏效，并不是说她打得不够狠未能威慑到我，而是欲望的力量太过于强大，有时候完全掩盖住了恐惧，那种一瞬间的快感似真似幻，总是那么容易地蛊惑住我，让我沉沦。 母亲是一个极其正直，三观极其正确的女人。她在一家妇科医院上班，医院的主业是为来堕胎的女人们做无痛人流，副业从做妇科检查到切除乳房的癌变部位无一不全。母亲的主要工作是为那些因为各种各样不同原因即将杀死亲生孩子的女人打麻醉，以使她们免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如果让一个思想比较守旧的人来看，这无非是一个没有节操的职业，甚至可以说是杀人凶手的帮凶。但是在我看来却是无比高尚的，一个女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抛弃孩子总归是无可奈何又痛苦万分的，心理上的痛苦既然无法免除，那消除身体上的痛苦总归是可以办到的吧。我所知道的母亲是不会对病人冷嘲热讽，说一些刻薄话的，无论对方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少女还是已有儿女的少妇，她的态度和言语永远是温柔的，安慰的，善良的。这在我多年以后**次做妇科检查的时候更加深有感触，那个面相丑陋的女医生粗暴凶狠地对着姿态尴尬的我吼道：“怕什么，我又不会把你怎么着！”“年纪这么小，处女膜都破成这样”“爽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现在呢”，极尽冷嘲热讽，甚至欺骗恐吓我得了宫外孕。这时候我忍不住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是那么地温柔，高雅，浑身充满了职业道德和操守。而她却不过是一个中专学校毕业县城小医院里的一名*普通的医生，而我面前的那位鼻孔朝天颐指气使的女人胸牌上却写着军医大学毕业省级二甲医院门诊教授。 甚至在和父亲闹离婚的那一段时间，她依然恪守着本分和道德，绝不会像别的母亲那样为了示威和显示愤怒而拒绝做饭和做家务，让孩子和丈夫饿着肚子蓬头垢面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