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的最后千年

3世纪危机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早年在东部帝国为奥古斯都戴克里先服务，后于324年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统治，是我们选来探索东罗马帝国及其长期发展的起点，但必须将其置于在它之前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又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3世纪（235～284）出现的所谓的“3世纪危机”，以及该危机的成功解决（284～337），这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3世纪危机”习惯上是用来描绘从235年［ 罗马骑兵军官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篡位］到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另一名军官）登上皇位期间出现的一段混乱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大约有51人宣布自己为罗马皇帝，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在战斗中阵亡，就是在时局扭转、形势发展对敌人有利时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而后者则更为常见。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频繁地爆发战争，而且往往是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罗马帝国要在东线对付波斯人、在南线对付来自北非的游牧入侵者，而在西线和北线则要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对付日耳曼部落。同众多的敌人作战几乎把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战争花费巨大，统治者们往往会加重赋税（可以预料，这会是一项不受欢迎并遭到强烈抵制的措施）。另一个结果是货币不断贬值，导致囤货现象和通货膨胀。此外，由于这些短命的皇帝大多数来自军队，所以他们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有效地抵御帝国边缘的敌人威胁，又要保持罗马和元老院继续成为帝国强大的权力中心。罗马城显然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在246年举行了千禧年纪念活动，并且历任皇帝通常都试图控制这座城市，希望在此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认可。然而，持续不断的战争使他们有必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其他离战区更近的城市上，例如，位于多瑙河前线的西米乌姆（Sirmium，一座边境城市）、位于莱茵河前线的特里尔（Trier，位于河谷地区），或者位于抗击波斯人前线的安提阿…… 显然，这些皇帝中的大多数都希望能解决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并将其恢复成一个强权君主统治之下的和平国家。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前期弊端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分享权力（主要是与他们自己的儿子们）、研究更为灵活的军队指挥方案以及训练更多的职业军队，并且越来越重视皇帝的个人素质，通常还会将皇帝和某些神祇扯上关系，以此证明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自3世纪50年代早期暴发了一场大瘟疫——可能是天花。这种传染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皇帝。此时由于整体军事局势令人担忧，加上国内瘟疫肆虐，这就让一些统治者［如德基乌斯（Decius）］倾向于对这种特殊形势作出超自然的解释，即认为当前的种种灾难是由于人们放弃了传统祭祀、激怒神灵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样一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强迫人们信奉统一的宗教，然而这样做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导致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于是在3世纪50年代近1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或多或少沦为被普遍迫害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这还只是意味着损毁书籍、圣物或礼拜场所；在另 一些情况下，则意味着对教会成员或普通信徒施加酷刑或死刑 284年，戴克里先上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戴克里先似乎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执政模式：因为他是一名军官，是在部下的拥戴之下登上皇位的。但这一次出现了变化，因为过去几代人所形成的那种恶性循环被他用一套大胆的措施打破了，而这些措施包含了帝国运行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是他自己新创的，但大部分措施都根植于过去。新旧手段的配合使用似乎恰逢其时，于是规范管理开始大行其道。戴克里先独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他于285年选择了奥勒留·马克西米安（Aurelius Maximianus）作为他的恺撒，翌年将他提升为奥古斯都。他们都给自己选了一个保护神：戴克里先选的是朱庇特，而马克西米安选的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在293年，执政团队扩大规模，吸收了两个级别更低的成员，即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和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从而为这个时期的罗马政权创造了一个新的政体：四帝共治制。他们把罗马帝国的领土分成四个部分，每人分别控制一片广阔区域，从而可以更迅速地对敌人的入侵作出反应，并能够快速处理行政问题。其中戴克里先控制着从尼科米底亚［Nikomedeia，即土耳其的伊兹米特（Izmit）］开始的东部地区；伽列里乌斯驻扎在西米乌姆和帖撒罗尼迦，掌管多瑙河一带边境地区；马克西米安则留在米兰，负责的领土范围包括意大利和非洲；而君士坦提乌斯坐镇特里尔，管理莱茵河边境、高卢和不列颠群岛。 四帝共治制中的两位新成员分别娶了两位老皇帝的女儿为妻，并成为他们的养子，以此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于是在罗马历史上**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不是与自己的血亲分享权力，而是与挑选出来具有领导素质的男性分享。戴克里先自然要继续推动四帝共治制的发展，当然他推行这套措施主要是希望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对帝国的保护作用，并且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的罗马价值观。这个制度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在和波斯人的战役中帝国取得了胜利，同时在不列颠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罗马人的统治，此外还保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地区。军队是戴克里先努力改革的重点之一，其中特别加强了帝国的防御工事，他不但修建了城墙和堡垒，还扩大了行省的军队规模。到3世纪末，由于安全问题得到了缓和，四帝共治制的重点得以转移到国内事务上来，于是他们对帝国及其居民的控制加强了。此时罗马行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00个左右。但是在这些行省和中央政府之间又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即12个行政区（dioceses），并且其上面还有3或4个大行政区（praetorian prefectures，亦译为“禁卫长行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善行政管理以及便于征税，而后者对提供国家*重要的运营经费至关重要，因为政府要承担大约40万人的庞大军队的开销。戴克里先废除了意大利和埃及原先享有的财政特权，并在整个帝国境内实行统一的征税制度，规定大部分赋税要用现金支付。他还要求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先是每5年一次，然后是每15年进行一次，以此确保税务登记信息的准确无误。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操作复杂，再加上地方一级经常缺乏配合的诚意，从而导致人口普查从来都没有能够如期进行，并且税务登记信息也通常不准确。戴克里先登记和精简税收，改革大幅贬值的货币（他只是把货币的面值提高了一倍），以及颁布法令规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高价格，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遏制通货膨胀。为了保证收入和生产尽可能稳定，加之当时的农奴因人数稀少而价格昂贵，自由劳动力被越来越紧密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隶农制），其社会地位逐渐变得与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神意说（divine favour）在维持这种生产趋势的发展势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东方那些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宗教组织所遭受的迫害：先是摩尼教徒的二元宗派，然后是303年的基督教徒，他们都曾被专门挑选出来，理由是他们对国家的福利构成了危害。今天人们所知的大迫害当时并未在整个帝国统一实行（君士坦提乌斯对帝国西部的宗教态度似乎相当温和），但却意味着帝国社会齐心协力，要铲除并摧毁基督教团体、攻击教会的物质财产以及它的皈依信徒。当时有大批信徒殉教，这些人被基督教徒们誉为基督的践行者，是他们心目中的新英雄。 这个成功的四帝共治政权在305年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此时距确立奥古斯都的统治已有20年，距确立恺撒的地位也已有10年历史了。正如戴克里先设想的那样，奥古斯都主动辞职——这在罗马的历史上简直闻所未闻，恺撒继承位置，而恺撒的位置也不是由他们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继承，而是传给了两位新人：马克西米努斯（伽列里乌斯的侄子）和塞维鲁斯（Severus）。如果说实施四帝共治制度后的前20年已经在打击帝国敌人方面取得了近乎奇迹般的辉煌成就，并且在解决先前遗留的混乱局面时，四位帝王能够齐心协力，那么随后的20年将改写四帝共治的历史。事实上，研究305～324年历史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它看作将帝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某个人的努力，而这个人正是君士坦丁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