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偶

**章 忆旧友 1 一座西洋自鸣钟正不知疲倦地摇头晃脑。秦乐婕醒了，湿热的天气令她头疼欲裂。屋外突然下起缠绵的雨来，雨滴溅到百叶窗上，又忍不住似的，一直向下跌堕。窗面即脸面，它哭了，哭得慈悲。 她终于想起：这不是在上海方家，而是和梁溪在香港薄扶林道的洋房里。秦乐婕看看被梁溪撕下的日历，是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总督杨慕琦在这天向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香港沦陷。 轰炸的声音停了。之前它们像成群结队吵嚷的孩子，一边未歇，一边又扬着，此起彼伏的。两人逃去防空洞躲了三天三夜。待得警报解除回家后，梁溪给了她两枚安定片，她的一次性睡眠却不知天高地厚，照旧顽皮。 秦乐婕一直记得，她是在上海女中的同学梁惠家见到的梁溪。梁溪是梁惠的堂哥。他祖籍在北平，是新加坡华人，家中开了一爿西药房“荣生堂”，也有多处分店生意在中国及马来西亚。彼时，他正在新加坡一所医学院研修西医，正好寒暑假回国探亲。 秦乐婕与他相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正是因为她对他存有别情，故而她才必须予他一种给完红枣又赐黄连的疏离感。 秦乐婕的家庭与梁惠的家庭相似，算是没落的大户人家，祖上是翰林。梁惠在上学时恋上了一位大了她许多岁的日裔音乐老师，生了女儿后就登报与梁家切断关系。若干年来，也只与梁溪这一位堂哥续上过联系。他为了不使长辈难堪，暗中接济了堂妹不少，还替她另租了地方住。 梁惠拥有的一切，正是秦乐婕的慕而不得。 2 章晨光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女儿小笼包说过，他这辈子成就了两个男人，辜负了一个女人。 章晨光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与妻子分别之时起，在整个中国沦陷之时开始。篇幅或长或短，没有一天有缺。每一本日记本封页上都粘着那一年对应的数字和天干地支纪年：1950庚寅年、1951辛卯年…… 小笼包也草草翻过：1950年后，父亲的日记内容以怀念居多，她能理解，可寻不着自己想听到的一桩桩故事。 小笼包又把章晨光早些年的日记本翻了出来，她手中的一本扉页上写着：1938戊寅年。 其中有这样一段章晨光记载的片段： 我的一只劳力士坏了，停了，老得走不动了，我的时间亦如是。反复倒腾，表面上的针就是没了活力。我跑遍了上海各处的钟表行，匠人们看了都说是好东西，都不敢随意揽这桩生意。 我从这只表说起，只因为它是梅子送给我的。“梅子”不过是一个军统代号，她真名叫杨柳，是我妻子，也是那位被我辜负的女主角。 当然，我现在想说的故事，暂时与她无关。 在那一年的日记里，章晨光把时间拨回至1938年，那个身处在上海的冬天。 在章晨光经历过的那些日子里，若杨柳的死是他心中烂了的疮，那梁溪1938年对他的允诺就是一剂医疮的良方。 章晨光不会记混淆。梁溪对他说过，自己是为了照顾西药房的生意才从新加坡回的上海：“家里让我盯着药房生意，我就想着顺路去石库门探望亲戚，给她送些药品……没想到在路上还惹了个麻烦，多亏了师傅出手相救。” 弘光武馆里，章晨光神色平静地望着坐在自己对过的这个青年：瘦高个子，闲闲的碎发耷在额间，像顶着瓜皮帽。或许是眉眼温和又不乏凛然意味，那沉闷的发型搭起来倒不显稚气。若论稚气，怕谁都比不上小豹子。 在章晨光的日记里，小笼包找到了这位和父亲有着极深渊源的人：梁溪。 青年说他叫梁溪。籍贯虽在北平，可因自幼生长在国外，故中文识字能力不佳。他的专业是西医，父亲是南洋一带颇有名望的西药商人梁忆华。 我一开始问他，他的名字是哪个“xi”字。他耸耸肩说：“我不会写呀，太复杂了。不过父亲倒是说过，是小溪的溪，river。” 小笼包从章晨光跟在这段后面的文字里得知，父亲已通过这个“溪”字确定了另一个姓名，与自己一位梁姓故人之子的名字相接榫：他的姓氏是那个毫无争议的“梁”，不只是桥梁，更如一支华夏脊梁。而他的名字，却可以是任意一个阴平声的“Xi”。它像一个领导者，背后跟着一长串同音异义的汉字。二十多年的海外生活，令他没能力去认领它，他也无法冒认其中某一个“也许”的、与他中文名字吻合的那个汉字——冒认无异于是另一种变相的语言残疾，对他已不是必需。但章晨光喜欢故人替儿子选的这个“溪”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涓涓溪流，总会自己找盼头，与江海汇合，衍生出无穷的力量。 小笼包接着看下去： 他略带歉意地对我说，原想从堂妹梁惠家出来就直接赶回“荣生堂”药房的，却始终摆脱不掉三五个浅醉的日本巡逻军。自己虽会说日语，长得也像极日本人，但他以为自己的优势在乱世中不值一文。 “谢谢师傅了！师傅贵姓？”梁溪问道。 我和他说了名字：“你要是不见外，就喊我光哥好了。”他不曾得知，我与他父亲早在奉天就结为了忘年交。梁忆华先生这些年一直暗中资助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我想，若他儿子也能与我结为好友，便可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了。 或许碰上日军真令他害怕至极。梁溪一面扶着挎在右肩的医药箱，一面一路小跑跟着我道谢。他不善言谈，行为略略笨拙，带着一股无争的憨态与果决。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有二十出头，压根儿没把他年龄往近三十了提。 “我过了年就二十八了。”梁溪告诉我。我从他口中得知，他堂妹梁惠今年是二十三岁。 “你是1910年生人？”我问他。若真是，那我大他六岁。 “1911年。”他对我说。 “哦，民国元年生人。”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还担心他听不懂，直到耳朵里听进一声来自他的“对啊”，这下子，倒是打消了我与他交流中的担心。 梁溪站在弘光武馆门口，从随身皮包里抽出一根金条，硬是要答谢我，我立马制止了他。我只是匀着眼，将目光落在了武馆对面的小吃摊上——战争厚实的硝烟味仍盖不住馥郁的食物香气。我撇撇下巴，引着他的视线，随即又笑笑，暗示他我的实际需求。 我听见他笑着说：“这些没什么好吃的。我带你去租界吧，有家晨曦饭店不错的，中餐西餐都有，我刚回国时天天吃来着……” “你还真是个少爷。”我拦住他，“就吃这个。”他拗不过我，便走近铺子去和老板打招呼，表示愿意做东。 在这篇日记的结尾，章晨光和梁溪闹了不愉快。 梁溪对章晨光的食量有些气恼，不过他还付得起这一顿。 梁溪不太习惯章晨光的吃相，正自皱着眉，突听一声女孩子的尖锐呼喊堪堪地掠过耳膜——一群日军正拿着一对母女取乐。显然，母亲已被凌辱，不过哭求着留个活口。一名日军听不懂她的话，却对她的绝望颇有兴致。女人的反抗无效，霎时断了气，嘴角还挂着一丝血涎。 章晨光别开眼送进了一勺豆腐脑，不动声色地咽下：“看样子是没命了。”他压低声音对梁溪说。梁溪僵在当场，满桌的食物令他倒了胃口，几欲作呕。 女人身边的小姑娘嘤嘤呜咽着，另几名日军也围住了小姑娘，其中一名巡逻兵正薅着她的辫子，表现得却是面善，还从兜里摸出糖块哄她。小姑娘满脸布着惊恐，母亲的死亡让她的初步断定没失准头，欲挣欲抗。哀哀的哭泣与狰狞的假意搅作一团，梁溪再也坐不住，正待起身，却被对坐的章晨光按住了肩头，强自压下了冲动。 章晨光向他摇了摇头，不过是示意梁溪别轻举妄动。他猜到梁溪的医药箱里压着一批盘尼西林，这当口真不宜损失过重。 那小姑娘被刺刀刺死了。她的碎花薄袄上血迹斑斑。三五个日军朝着他们落座的小吃摊走来：“你的，吃！”带头的一名日军用刺刀扎了一只包子，停在章晨光嘴边。 章晨光凑过嘴去将包子咬了大半，未及咽下，就用日语道了谢。 梁溪觉得他的吃相更难看了。 那军官看起来十分满意，掉过头又刺起一只包子，逼着梁溪吃下。 章晨光望着梁溪，见他在犹豫，自己便不动声色地丢给他一道暗示，左手却不由自主地攥成拳头。他怕梁溪忍不了，自己也不想为他的忤逆买单。 好在梁溪貌似能懂得章晨光的用意，他跟着章晨光做出了相同的举动，保下了旁人糊口的小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