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笑容

铜陵没有所谓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特别风格建筑，没有挂上牌子的种种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简单粗陋的工人居住村落，真实、完整地隐藏着这座城市的生命本源和遗传密码，积淀、容纳、镕铸了自己城市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 爬山记 一 2022年元旦，在合肥与老朋友夫妇聚餐。他俩都是从铜陵走出去的佼佼者，且一直对铜陵抱有极深的感情。席间，聊起我们的父辈。他夫妇俩父母是干部，我父母是地道工人。在那个开发矿业的时代，他们都是铜矿的开拓者、铜陵市的开埠者。我们一致认定，我们父辈的共同特点是生活特别艰辛，但对工作都投入了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热情与干劲。那是一种真正全身心的投入，以至对我们这下一辈，他们都没花过什么特别的精力管教。 这唤起了我的记忆。告别他们回到铜陵，我便约了老友稻田和橡树，去爬笔架山。我习惯叫爬山，不叫登山。像笔架山这样的山头并不十分高峻，也没什么名气，说登字总觉太庄重；再说我小时候这山上没有道路，手脚并用的时候常有。此外，爬既有上的意思，也有下的意思，还有在山上横着走的意思。用爬字虽然俗，但贴切；说文乎一点，它比较适合矿山子弟尚未觉醒的身份意识。 我们从立有“工人公园”字样牌楼的地方，开始爬山。冬天的山，有些萧瑟。山上很少游人，只有三两个锻炼的人。上山的台阶是上世纪90年代修的，一色青石条，垒得平平整整，有的上面或多或少积累些青苔，看上去已经有沧桑感了。路径也没有营造迂回曲折，而是依照山势，笔直地伸向山顶。漫山植被很茂密，林叶落尽，只有松树和竹丝保持着绿色；竹丝是一种不能成材的小竹，丛生，生命力挺顽强。但那是似披着一层白霜的苍绿，不是春天的那种青翠。沿笔架山脚一周，绵密地植着黑松。这种黑松，长起来很慢，俗称不老松。这些松树还是上世纪70年代种植的，转眼过去四五十年了，仍不见高大。在黑松林的边缘，杂树已生长起来，问或还有十分高大的树种，颇有原始次生林的模样。林下则是缠绕在一起的荆棘藤蔓和竹丝。它们横七竖八，封死了上山的各种小径，我们只能沿铺设的青石路行走。 记得小时候，这松树林下和未种植松树的笔架山的上半部分，都是清朗朗的，有稀稀的杂草和灌木。那时居住在笔架山下的工人子弟，有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就是放学后上山砍柴。那时这笔架山是被封的，正式称呼为“封山育林”。我们曲解这封山育林主要指山脚下的人工种植的松树林，至于山上的那些杂树灌木野草，是延伸受到保护，顺便被封的。矿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专门成立了由伤病残工人组织的护林队，还沿山脚，以种植的松树林为界，拉了一道铁丝网，阻止人们上山砍柴。砍柴这个词不是很准确，也可以叫割草，但因为不仅是割野草，也砍混在野草中的杂树和灌木，而且砍字显然比割字更显得用力气，所以我们通通叫砍柴。我们只要上了山，是什么都砍，甚至连松树的枝丫也敢削，但不敢砍松树主干。砍松树主干，就是砍掉了一棵树，真是破坏植树造林了，那才是犯罪行为。所以搞到*后，笔架山的松树林，只有上面树冠一小片是绿的，下面都是光溜溜的树干，显得林间空荡而清朗。我们这帮子砍柴的家伙，与矿上的护林队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总体上我们赢得多。据说，矿上的护林队因为保护不力，没少挨矿上的批评训斥。护林队员都是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我们的行为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但这事儿，我长大后才明白。 当时我们还发明了两个词：叼树棍子和挖树桩子。所谓叼树棍子，即拿把镰刀，专门去找灌木杂树，然后把它们挑(叼)出来砍掉，凑齐一小捆后背回家。这些灌木虽不是木材，但烧起来火力大、火势猛，几根就比得上一捆野草。人们都说，树棍子烧出来的饭也香，但我从未注意到。挖树桩子，就是挖树根，当然不是挖树根做根雕盆景，而是山上柴草都被砍完了，只得把埋在土里的野树灌木的根挖出来，它们比野草，甚至比树棍子都耐烧、好烧。现在回想，这对生态的破坏是真正彻底的了。 我家住的地方在笔架山西北麓的露采新村。70年代初中期，矿上的生产任务愈来愈重，村里的人口也愈来愈多。矿上在原来的居民村边上，像摊大饼一样，顺次又盖了些新平房。新居民有从工人新村、杨家山村迁来的，还有复转军人、新来的技工，也有“农转非”，即矿上从农村新招来的农民工。每家都得找柴火烧饭，所以我们砍柴的地点也越来越远，笔架山加上周边的罗家村一带，甚至田埂上的野草都被搜罗一空。入冬后，有时大人们还得跑到812队和大倪村、小倪村那边，才能砍到一点柴火。 直到70年代中期后，情况起了变化。国家因为煤炭生产量上去了，开始为中小城市及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供应煤炭。杨家山那儿办起了煤球厂，即将煤炭掺和上点黄泥，做成煤球或蜂窝煤块，凭票供应给普通城市居民。许多人家这时开始放弃烧柴火。只有真正贫困家庭，还在为了节约一点煤钱，坚持去砍柴。到我1978年上大学时，基本上就没有人再去砍柴了。很多人家虽然依旧保留了柴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