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智识·进化丛书:北大生命课堂

**讲 走近死亡故事 王一方　赵忻怡 在一般人眼里，死亡是一个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其实，它也是一个个悲欣交集的故事。死亡无疑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一个温情的故事；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一个悲壮的故事；它也许是一个充满人生迷茫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一个饱含生命豁达的故事；它是一场世俗变故，实际上也是一次神圣体验。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严酷而温情”的故事。那是2019 年9 月13 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许多人沉浸在“举杯邀明月”的浪漫快意之中，而医院的急诊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午夜时分，归家的途中，显然是酒精的魔力，造成一场重大车祸，不曾跟家人一起赏月团圆的医护人员正全心全力投入抢救，几乎用尽了全部的技术手段，还是有一位伤者不治，坠入死亡的深渊。此刻，墙上的表针指在11 点50 分，主治大夫准备拉出一份平直的心电图，然后签发死亡证明，却被主任劝住了。主任深情地说：“明年的今天就是这位逝者的祭日，咱们再坚持一下。设想一下，未来很长的日子里，他的亲人们都要在团圆之夜去追思、祭奠亡灵，承受哀恸……”于是，整个抢救团队默默地在已经复活无望的躯体上紧张地“施救”，还邀请逝者家人观摩抢救过程，感受医疗团队的*后努力。20 分钟过去了，主任医师率领抢救团队向逝者深深地鞠躬道别，送他去另一个世界远行。死亡时间本来应该是9 月13 日（农历八月十五）11 点50 分，后修正为9 月14 日（农历八月十六）0 点10 分。 在音乐家那里，死亡就不是一个休止符，或者演奏中的弦断曲殇，而是生命行歌的悠扬终曲，余音绕梁，回荡久远。在古今中外的英雄叙事里，死亡是长眠，英魂长存于青山绿水之间，肉身别离，无碍精神永驻。很显然，死亡叙事不同于死亡记录，它不是简单的事件记录，而是温情的生命书写，既包含着死亡历程的叙述，也寄寓着死亡想象，投射了叙述者的死亡信念；叙事主体不是冰冷的、客观的在场者，而是同情、共情驱动下的陪伴者、见证者、抚慰者、安顿者，可能是医护工作者，也可能是家人或志愿者。 人们常说“生命神圣”，深究起来，生命的神圣来自生命历程的不可预料性，命运的起落无常，痛苦、疾病、死亡降临的偶然性，其中既包括青春期的活力乖张，壮年期的阅历曲折，也包含衰老、死亡归途的无奈。 一、 中国古代的死亡叙事 二、 在汉字的造字谱系里，“ 忘” 不仅从“ 亡” 得声， 而且包含“亡”义，亡心为忘。据说“孟婆汤”就是让人遗忘，忘掉人世间的恩怨、烦恼，大胆地迈上黄泉路。而有一些人则反对遗忘，认为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人记得你。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可以不被原谅，但不应该被遗忘。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死亡不是真的逝去，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死亡并不可怕，遗忘才是*终的告别，所以请记住你爱着和爱过的人。 死亡在中国人的哲学里也被称为“灭”，火之熄，谓之灭。灰飞烟灭，人死如吹灯，汉代开始就有神灭与否的辩论。其实，“灭”从字形看，就是“火”被“一”（形如盖板）隔绝空气而熄灭。但是，如何灭却有不同版本的故事。有消灭：瞬间消散，心不愿；破灭：瞬间破碎，心不甘；熄灭：瞬间熄火，心不宁；泯灭：瞬间失德失身，心不忍；冥灭：瞬间失神，心不祥；幻灭：幻觉中升腾、升华，如同踏入桃花源，按照佛家的认知，幻灭中往生，恰是诗意的新生， 再生（轮回— 涅槃— 恩宠），此刻，心安顿，就可以接纳死亡。 古典的死亡叙事要从轴心时代说起。先秦儒家主张天人相应，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创生万物，长养万物，人有生生不息之精神，应该珍惜生命，注重人事，修养心性，以配天德。孔子既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敬畏，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豪迈。 孔子之死表现出一种大丈夫的旷达。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一天，孔子梦见自己坐奠于两楹之间，自感死期将至，早起，逍遥出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声，知孔师将辞世，于是急奔孔门。孔老夫子从容地交代身后之事，翕然归天，未见丝毫畏怯，相反，只有从容与顺应。作为思想家，孔子开启了中国文化安命乐生、重生轻死、惜生讳死的文化传统。 与儒家相比，道家倡导全生避害，讲求顺生、清静无为，奢谈死亡（超然的豁达）。道家热衷于炼丹，透出一种对长生、永生的希冀。道家经典中不乏劝善、积德遇仙，修道、炼丹成仙的传说。 与华阳国彭祖的长寿蛰伏不同，陶弘景在江苏茅山、葛洪在广东罗浮山的隐居生活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极限在哪里，似乎都有拓展的空间。老、庄对于死亡都十分豁达。庄子曾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帜，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而老子之死至今是一个谜，他骑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出关之后究竟是遇仙、成仙，还是为黄沙所掩，不得而知。 庄子的豁达是先秦诸子中*彻底的，在他看来，“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关于死亡的论述很多，都体现了他视死亡为至善之道、至乐之道的观念。其一，妻死鼓盆而歌，惠子问难，庄子自辩：“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其二，死后对话骷髅。骷髅相告，死亡是大解脱，人生在世，有种种负累，死后则一了百了，上无君主，下无臣民，无四季寒热，超然自得，与天地共长久，即使是帝王的快乐，也无法比拟。其三，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有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这一寓言开启了“化蝶遇仙”的文学意象。 都说“向死而生”意识始于西方，其实，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中早有流行，《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生，寄也；死，归也”的记载。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有功而成为华夏领袖。一次，他去南方巡视，与随从坐船到江心，突然一条黄龙把船托到半空，船上的人顿时五色无主。大禹则大笑道：“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黄龙见吓不到大禹，于是仓皇而逃。这个传说有些神奇，但“生寄死归”意识的萌生却十分可信， 危难中、忧患中、奋进中的人生必然有思考，进而能豁达生死。 应该说，先秦诸子的死亡意识还算旷达、从容，但很快有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意识流行开来，主要缘由有三。一是农耕经济具有脆弱性，吏治腐败不断积累，天灾（旱、涝、蝗）人祸（横征暴敛）引发饥荒连连，使得农民生计困苦，每每被逼上聚众造反的绝境。这增加了生存的“破— 沉”意识。二是社会的周期性动荡（征战、动乱、瘟疫），加剧了生存的危机感。三是官场、商场及各类人际斗争中的冷酷残忍、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强化了无常、无奈、苟且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战争、屠杀绵延不断。《史记》记载，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制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杀俘事件；其后，项羽杀秦降卒，后又有曹操杀官渡之战中袁绍军战俘。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服天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屠城。清军入关，在富庶的江南之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全民抗战初期，日军蓄意制造南京大屠杀，也是意欲征服中国人的意志。正是死亡恐惧造就“怕死意识”，因为害怕，所以许多人不愿直面死亡。其实，中国的先民常常把死亡话题游戏化，譬如红白皆喜事（豁达），巅峰体验的感受是高兴“死”了，快活“死”了，幸福“死”了。此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壮士崇拜。荆轲刺秦，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文天祥忠于宋室，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中国古代有着严酷的政治环境与险恶的官场，官员们人人自危。历朝历代，都出现过*高统治者用各种方式任意杀人的情形。汉武帝执政时，几乎杀光了所有对他的权威有不敬的人。武则天当政期间，怕人谋反，杀人无数，李世民的子孙几乎被她杀光。朱元璋有“迫害欲”，当了皇帝后总想找茬杀人，先后制造了胡惟庸案、空印案、蓝玉案，当年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几乎全部被杀光。“空印案”中，各级官员大部被杀、被关，衙门找不到官员坐堂，只好从牢里将被关的官员临时提出来坐堂问案。 中国古代的酷刑造就了人们对“不得好死”的极度恐惧。史书上记载*早的酷刑大概是纣王发明的“炮烙”之刑，即将人犯绑在一个烧红的铁柱上烙死。春秋战国时期有车裂刑，即五马分尸，将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几块。秦国著名改革家商鞅就遭受了五马分尸之刑。汉之后，各种酷刑被发明出来，不断扩充，其中*甚者， 有“十大酷刑”之称，一项比一项残忍。凌迟为酷刑之首，千刀万剐以后才让受刑人死去，每次凌迟至少割千刀，后来民间对不得好死的咒语便是“挨千刀”。还有烹煮术。唐代酷吏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施以酷刑，其中有“烹煮”刑，方法是备一口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加热。随着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就会被烧死在瓮里…… 历朝历代都有残忍的腰斩术，把犯人从腰部铡开。由于心、肺等主要器官在上半身，犯人不会即刻死去，斩后还神志清醒，得过一段时间才会断气。此外，还有罪恶的活人殉葬制度。人殉制度商周时盛行，秦汉有所收敛，到元明死灰复燃。 暴民与流寇祸害也强化了百姓的悲惨死亡经验。例如，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川，“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数十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卷入多灾多难的时代漩涡，晚清、民国时期，内外战祸、饥荒、瘟疫、动乱夺命上亿，血和泪铸就了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族由此走上民族复兴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