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传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两种不协调的方式来处理“时间”。本来，按照这本书的大构架和康德所持的唯理主义原则，时间只是感性知觉的两个形式之一，其先验综合力的来源归根到底是出自“统觉”或“我思”。但是，由于康德同时也受到休谟经验主义原则的逼迫，并敏感地认识到人的有限本性，他在“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那一部分中，就被演绎本身的要求“拖曳着”走进了一个更原本的时间维度之中。他惊异地发现时间以及构成时间的先验想象力属于比感性、知性乃至先验统觉都更原初的一个构成领域。这虽然是思想本身的需要，但却与他基本的唯理主义立场格格不入。为此，照康德自己的说法，他虽然在“演绎”这部分“下了*大的功夫”，但却始终面临“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原因就在于这演绎本身的要求会将思想带到一个让他所固守的原则不知所措的境地。因此，他不得不在第二版中特意改写了这部分。通过这个改写，他钝化了思想本身的锋芒，使先验逻辑和范畴的原则起码在形式上统一了局面。先验综合力的*终来源不再是想象力，而是统觉的先天要求。　　海德格尔之所以特别看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版所提供的这个契机，有数重原因。**，“演绎”中的思路如胡塞尔所说的，确实与现象学的“达到事情本身”的努力有相通之处。第二，“演绎”从根底上是一种存在论的探讨，运作于先验逻辑与感觉经验之间，从而逼出了先验的想象力这样一种新的理性功能和时间的本体维度。这种现象学的境界虽然只是一闪现，但比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的时间观在某种意义上要更纯粹、更符合“存在与时间”这个主题的要求。实际上，《康德书》所讲的“人的有限性”和“先验想象力”就是海德格尔早期讲的“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和“形式指引”在这新的解释形势中的反映，并进一步引导到《存在与时间》的“缘在”和“牵挂着的时间性”。第三，康德的思想一直是哲学人士特别是德国哲学界关注的中心，通过重新解释它，海德格尔才有可能用大家都熟悉的语言和思路来澄清那些对《存在与时间》的误解。第四，海德格尔本人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之前和中间，曾从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们的对话中获得重要的帮助。所以，他的《康德书》亦有重温以前的思想历程，并为《存在与时间》提供一个思想上的导论之意。　　这样看来，《康德书》虽然是在解释《纯粹理性批判》，其大思路却与《存在与时间》相互呼应。《存在与时间》以“缘在”（Dasein）及其“在世间”为引子，逐步揭示这缘在的存在方式和缘构成本性，即“牵挂”（Sorge）和“时间性”。通过这个纯时间的视野，“存在”的自身的缘构成（Ereignis）原意才初露端倪。《康德书》则顺着康德的思路走，但随处都加以深化并暴露其存在论的含义。于是人的根本的有限性被视为“演绎”的真正起点，由它引导着去追究对象如何能被给予的条件。这里，人的“有限性”起到了缘在之“缘”的功能，即：因其有限，就必须在此界限之中传达出对象或世界能够呈现给人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有限”（End-Iichkeit）还意味着能自身维持的“终极”（Ende），也就是“缘在”对于海德格尔的含义：“在其存在中是为了这个存在本身而存在。”①所以，康德的“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存在论问题，既非概念和表象方法可解决，亦无法再推诿。这样，一种前概念的维度就被合理地逼出或揭开。“先验的想象力”就如同“牵挂”那样，不但要出现于形而上学的根基之处，而且不能只与感性、知性无关痛痒地并列在那里。它必须被突出到一个*中心和*本源的地位才能满足有限存在者的知觉要求。而这先验想象力的*纯粹和*本真的形态也同样是“时间”，当然既不是宇宙时间，也不等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而是被存在论的演绎所要求的那种在所有的内外区分、主客区分之先的时间的纯构象。 以这种方式，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将人、先验想象力（时间）和存在这三大端绪在存在论的深度上一环套一环地贯穿了起来，它们各自的原义只有在这种相互贯穿和相互揭示中才得以显现。比如，是先验想象力而非先验的主体性构成了人的本质，而这种先验想象力和时间又只有在人这种根本上的有限存在者那里才有存在论的意义。而且，只有在这种知觉的前概念的边缘域中，一个世界境域才可能在一切直观感觉之先就被给予了，而“存在”的问题才找到了一个非主非客、亦主亦客的解释学情境，并因而得到某种意义上的解决。以这种方式，《康德书》将全部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所关切的“为形而上学[和哲学本身]置基”的问题与《存在与时间》所讲的那些似乎是全新的思路和词汇连属贯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