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羁不停

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刚满四十岁，虽然已经称不上年轻，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也还没抵达折返点。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那年春天我结了婚。在成为丈夫的同时，我也成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男孩的父亲。也就是说，我的结婚对象是带着她和前夫的小孩跟我结婚的。这也没什么不一般的。顺带一提，“一般”，正好也是那个男孩——名字叫作淳史——的口头禅。 “已经很不错啦，你还配不上人家呢！”姐姐说。 就算被如此揶揄，我也没有感到不是滋味。虽然姐姐只大我两岁，但她从小就爱把我当小孩子看，而后遗症至今还留在我身上。至于父亲，则没有对我的婚姻表达任何意见。基本上除了婚姻之外，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恐怕他是对我的事情没兴趣吧。而母亲，与其说在意我跟怎样的女性结婚，不如说她更在乎我总算结婚了这个事实，终于让她放下多年以来肩上的重担。不过认真说来，我猜她心里也不太认同这桩婚事吧。 虽然当时父母都已超过七十岁了，但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当然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还无法具体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关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天，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感觉从那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初若是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换成现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类的感伤，至今仍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感伤伴随着时间沉淀、混浊，*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在这段不断失去的日子中，如果说我还得到过一点什么，应该就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这么一种近似于认命的教训吧。 “还是坐*后一班电车回去吧。只要八点从那边出门的话就一定赶得上。” 周六上午，我在摇晃的电车车厢内，将手机上的换乘信息给由香里看。 “已经说好要过夜了啊，而且换洗衣服什么的我也都带了……” 她有点不满地拍了拍抱在膝上的包。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淳史从刚才就沉迷于手上的游戏机。他今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色的七分裤，配上黑色的皮鞋。这是昨晚由香里想了半天后终于选出来的“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 昨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在母亲打来的电话中答应她说会过夜。 “哦？是吗？” 母亲在电话那头拉高音调惊讶地回答。听到她的反应，我不禁觉得要是刚刚说当天来回就好了，但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就这么挂了电话。顺着眼前的状况随波逐流，事后却反悔不已……这是我的坏习惯。 坐在从品川站发车的京滨急行电车中，电车每过一站，我心中的反悔就大一些。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大楼玻璃，反射着被切割成四方形的蓝天白云。虽已进入九月，但今年炎热的暑气依旧。晨间新闻说，上午的气温将会超过三十摄氏度。想到从公交车站到老家门前的那段上坡路，我就不禁却步。 在我久里滨海岸附近的老家中，是不管多热都不会随便开空调的。 汗流浃背对身体是有益的。 父亲用他这套哲学逼着全家人实践他的健康法则，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极度怕热的我不想返乡。*近甚至连一年一次的年假，我都会极力找借口不回去。 我们搭的电车与反方向的来车错车，车厢剧烈地“嘎嘎”作响。 “不然就说是学校突然要开家长会，你觉得怎样？” 听我这么随口一说，由香里慢慢地伸出食指，指着自己。 难道你现在是要叫我想办法？ 她用充满疑虑的表情看着我。 “嗯，不行吗？” 我猜，我当时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的，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这样，每次都推给别人。” 的确，会变成这样都是我造成的，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但未必非得用我的事来当不过夜的借口，到了紧要关头，我甚至想说干脆请淳史装病也是一种方法。 电车过了两三条河后，绵延窗外的大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天空。 对面的座位上坐着看来像是要去游乐园的一家人。两个男孩子翻着母亲的包，从里头拿出了饭团，是便利店卖的那种。可能是还没吃早餐，兄弟俩抢着饭团。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对于小孩的吵闹视若无睹，专心看着摊开的体育报，上面报道着一个资深职棒1选手退役的消息。我记得他和我差不多是同样岁数的人，于是忍不住追着标题看了下去。想起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着他打甲子园2的情景，一切仿佛昨日。 “就算回去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我爸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在迷职棒呢。” “职棒”一词吸引了淳史的注意，让他首度停下手中的游戏抬起头来。 “小良你喜欢棒球吗？”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你竟然会喜欢棒球那种运动，混杂着某种惊讶与轻蔑的语气。 “以前啦，很久以前。”我像是否定自己的童年似的，慌张地回答。 “嗯哼”了一声后，淳史又埋首于手中的游戏机。这一代的男孩中流行的运动都是足球或篮球。淳史今年春天也参加了小区的篮球队。每当我问他“好玩吗”，他总是回答“一般吧”，每次都被由香里骂。淳史的班上似乎有很多小孩从来不曾打过棒球。这么说来，我*近也很少在街头看到玩丢接球的小孩了。但如果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则会发现班上大半的男生都戴着棒球帽。 “话说在前面，我可比你还紧张呢。不过你也不会懂吧。” 由香里一边压着淳史睡乱的头发一边说。 “我知道，我知道啦。” 那是理所当然的。她是要以媳妇的身份去面对家里的公婆。况且她是再婚，而我是**次结婚，要她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跟她说了好几次“不用勉强自己”。 “但也不能老是这样吧？”她自己则坚持要去。虽然我现在很想跟她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但*后还是作罢。我不认为继续刺激她是个好主意，于是把手机放回了胸前的口袋中。 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带着大哥和我到还没改建成东京巨蛋的后乐园球场看球赛。被水银灯照亮的鲜绿色草皮，回荡其上的打击声、欢呼声。十二局上半场，我们支持的横滨大洋鲸队3终于逮到机会准备一举反击时，我们却为了要赶*后一班电车而不情愿地离开球场。就在我依依不舍地走向出口的那一瞬间，突然听到一声干瘪的打击声，接着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互看了一下，身旁那些原本要回家的观众一时间全部掉头涌向了球场。父亲二话不说也跟着掉头，转眼间已经推开人群向球场走去。我和大哥则是手牵着手，拼命地追着父亲的背影。结果那一天我们是搭计程车回久里滨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后到底是哪一队赢了，但那个时候父亲喜滋滋的背影，以及如顽童般闪烁着光芒的双眼，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跟平时在病患或家人面前充满威严……不，应该说是坏脾气的“老师4”的表情，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之间陷入尴尬的沉默，父亲仍旧会聊起棒球。 “不知道今年的海湾星队怎样了……” “我哪儿知道，我早就不看棒球了。” 如果可以这样决断地回答，也许对彼此都会是一种解脱。但我从不曾这么做。 “是啊……怎么样了呢……”我总是不断给他如此模棱两可的回应。 久别了一年，车站前的景象变了许多。出了南出站口左转，有通往公交站牌的楼梯。途中有间立食面店5，门口多了一台餐券贩卖机，并加了玻璃门。原本挂在墙上脏兮兮的手写菜单已不见踪影。而出租车停靠站旁卖鲷鱼烧6的小店面，如今也换成了便利店。虽然站前的景象被开发得更加现代，但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街町气息。再加上车站前新盖了一座环岛，害得我都找不到往老家方向的公交站牌在哪儿。我只好提着在车站水果摊买的西瓜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站牌时，我们三个人已经全身是汗了。 我们确定了发车时间后，走进了一间咖啡店。这家店在我高中时是一间供应不辣的咖喱饭和黏稠稠的意大利面的破旧咖啡店，如今则整了整形象成了家庭餐厅，还摆设了无限畅饮的饮料区。淳史刚刚一直站在那前面，嘴里衔着杯子，想着要喝什么饮料。看他那样子，还真像是个无处不在的“一般”的十岁男孩。 “要好好地跟姐姐问清楚哟。” 坐在我对面，正在给吸管包装纸打结的由香里又跟我提起昨晚谈的事情。什么事？我故意用没听懂的表情装蒜地看着她。 “搬家的事情啊。” “哦哦……你是说那件事啊。”明明知道，我还是这么回答。 “大家一起商量不是比较好吗？况且还要顾虑到爸爸……” “那种事情让姐姐自己去操心就好了吧。” 我一吐为快，那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 姐姐他们一家目前住在姐夫公司位于三鹰的员工宿舍。因为两个小孩都长大了，现在住的地方已经略嫌拥挤，于是她把脑筋动到了老家那间不再营业的家庭诊所，想拆掉它将老家改建成二世带住宅7。她的先生信夫虽不是入赘，但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也没有义务照顾住在福岛乡下的双亲。恐怕姐姐的如意算盘若是实现了，她就会搬回老家，并且把小孩交给老妈照顾，自己则忙碌于网球或旅行之类的玩乐吧，就像她年轻时那样。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搬回去住了，如果姐姐可以照顾他们，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那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如果可以从父母的束缚中解放，逃离那个家，土地和房子全让给姐姐我也不觉得可惜。 “不能这么说吧，好歹你也是长子啊。” “我是次子。” 我又不是不知道……像是在这么说似的，由香里露出无奈的表情。 由香里并不是在惋惜财产（如果称得上是财产的话）全部被姐姐占有。她是在责怪我身为家族的一分子，却对家里的事情完全不想负责任的态度。她是正确的，我完全无从反驳。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她的那种正义感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烦。我宁愿她跟我说“你也拥有这房子一半的权利呢”这类的话，我还落得轻松些。现在我如果插手搬家的事，只会让事情更复杂，这时什么都不管才是上上之策。姐姐那么精明，一定会拉拢老妈，进而让事情顺利进行的。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只有酸味，没有苦味，跟以前一样难喝的咖啡。 淳史终于从饮料区回来，坐在由香里旁边。他小心翼翼地把装得满满的杯子放在桌上，避免饮料溢出来。杯里的可乐颜色略嫌淡了些。 “那是什么啊？”由香里皱着眉头问他。 “可乐兑姜汁汽水。”淳史得意地说。 “干吗不分开喝呢？明明是无限畅饮。” 由香里沉着脸，小声地念了他一句“穷酸鬼”，然后拎着化妆包起身。 我猜她是要去补被汗水溶化开的妆吧。 座位上只剩我和淳史。店里的音乐声突然变大了。不，应该只有我感觉变大了。 店内有几个家庭吃着早午餐，好像是在电车上见过的面孔。中间那桌，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正吃着巧克力圣代。他母亲伸手拿了圣代上的樱桃要吃，结果被他生气地抢了回去。“你明明又不喜欢。”他母亲抱怨着。小男孩像是故意要气她似的，把抢回的樱桃放一边，汤匙却插入香草冰淇淋中。 关于巧克力圣代，我有一个苦涩的回忆。很久以前，在搬到久里滨现在这个家之前，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东京的板桥区。虽然是木造的老房子，但也算是独栋平房。离家*近的车站是东武东上线的上板桥站，当时的车站前还没有什么商店街，我们要逛街购物就要到池袋才行。虽然我们不算穷，但父亲并不喜欢带着小孩到西餐厅这种高档的地方。说到在外头吃午餐，大多是在地下商场一家叫“帝”的中华餐厅。父亲一定会在那里点汤面和饺子，我则喜欢点加了伊达卷8的什锦面。偶尔我们也会到百货公司八楼的一家西餐厅吃。说是西餐厅，但其实就是买了餐券后跟其他客人在广场一起用餐的大众食堂。即便如此，这也足够令当时的我雀跃不已。通常我会在那里点汉堡肉或蛋包饭等填得饱肚子的东西，因为我父亲不喜欢看到男生吃一些松饼之类的甜食。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怎么了，父亲心情特别好，竟叫我们“喜欢什么就点什么”。我再三犹豫之后，点了巧克力圣代。细长的汤匙和叉子并排摆在我眼前的白色餐巾纸上，光是这样就已经让我很兴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