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盛宴:饮宴人类学与考古学

“在国王面前进食”和“在国王面前豪饮”这样的短语反复出现在《波斯波利斯要塞文献》及其他与大量食物和供给品相关的文献中，如前述石柱上的清单，这并不一定指在国王面前吃吃喝喝，而“国王的餐桌”这个短语也不一定真的指国王用餐的那件家具。所有这些都是对支撑着社会各阶层的制度化再分配或配给制度的隐喻。这是中央王庭之内的情况，各总督辖区廷则要负责向伟大的国王送上贡品和当地*好的特产，同时在当地重新分配剩余产品和其他供给品。由行政长官以国王的名义发放的配给或明或暗地代表着统治者的馈赠。“国王的巨大筵席桌既是一种重新分配的手段，也是王室慷慨的展现，同时也是整个帝国的缩影”（Lincoln 2007: 14）。至少希腊作家库迈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 of Cumae），理解了该制度的一些原理： ……国王的晚宴，一如其名，对于只闻其名的人来说，似乎是挥霍奢靡，但仔细审视它，便会发现它只是不落后于经济状况，甚至有点吝啬，其他波斯要人的晚宴也是如此。因为每天要为国王宰杀1000只动物……并且其中只有少量分给国王的宾客，他们每一位都可以将这顿饭中没有动过的食物带回家。但大部分肉食和其他食物被送到庭院中，分给了国王供养的侍卫和轻骑兵，他们在院中将所有吃了一半的剩肉和面包平分了。就像希腊的雇佣兵以金钱作为薪酬一样，这些人从国王那里收到食物作为服务的报偿。与此类似，在其他波斯要人之中……当他们的宾客吃完饭后，桌上剩下的一切，主要是肉和面包，会由负责餐桌的官员分给每一个奴隶，他们以此来获取日常给养。 （Athenaeus IV: 145-6） 到赫拉克利德斯写作时的公元前4世纪，国王晚宴或称“国王的餐桌”制度从居鲁士时代开始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并反映出阿契美尼德王朝社会组织的变化。阿契美尼德人原本是一个由六大部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在居鲁士之前的数个世代中，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后裔居鲁士成为联邦领袖，开始了建立帝国的丰功伟业。在这个尚武的社会中，居鲁士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通过供养他人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因慷慨大度而获得了众人的支持。在他征战的早期，“在他能够以财富施惠”之前，就像色诺芬写的那样（VIII.2），居鲁士习惯与许多宾客共进晚餐，分享相同的食物： ……在与宾客一起享用晚餐之后，他会将食物送给缺席的朋友们，以示情谊和纪念。他会将那些因守卫工作或殷勤服侍或其他任何服务赢得他认可的人包括在内，让他们知道他不会错过任何取悦他们的意愿。他会对任何他想称赞的仆人表现出同样的尊敬；他将为他们准备的所有食物置于他自己的案台之上，相信这会赢得他们的忠心，就像赢得一条狗的忠心一样。或者，如果他希望某位朋友受到人民的敬重，他会让其独自享受这样的馈赠。甚至时至今日，世人仍会追逐那些得到来自伟大国王的餐桌上的佳肴的人，认为他们必然在宫中大受推崇，并且能为他人办事。但收到如此恩惠无疑还有另一个乐趣，那就是王室的肉食绝对可口。 在这个阶段，居鲁士通过较为简单的共餐方式，即面对面或较为间接地将他人包括在内，创造和巩固了社会凝聚力，但随着帝国逐渐露出雏形，新的社会差异出现了，而与国王共餐也变得更复杂。色诺芬是*偏向功能主义的希腊作家之一，总是能看到藏在天鹅绒手套里的铁腕。他对饮食的微妙细节漠不关心，将米堤亚国王阿斯特亚戈斯（Astyages）的王室晚宴概括为“讲究的配菜和各种调味汁以及肉类”的集合—他的重点反倒在于帝国早期阿契美尼德人饮宴的社会动力和座次的意义： 居鲁士为他的胜利献出祭品，并举办盛大的庆典，同时召唤他*喜爱和*愿意歌功颂德的朋友们赴宴……加达塔斯（Gadatas）是执杖者的首领，整个王宫的布置都按照他的建议来安排。当有宾客出席晚宴时，加达塔斯不会落座，而是照管一切……客人进来时，加达塔斯会为每个人指明座位，而位置都经过精心选择：居鲁士*为尊敬的友人被安排在他的左手 边（因为这是*容易遭到袭击的位置），排名第二者在他的右边，第三名紧挨着国王左手边的宾客，而第四名紧挨着国王右边的宾客，以此类推，无论宾客人数是多少。居鲁士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知道自己受尊敬的程度，因为他觉得当世人认为功绩不再能赢得花冠也不再被颂扬时，竞争精神便会消亡，但如果所有人都看到*优秀者赢得*多，便会积极竞争。于是，居鲁士用主座和顺序标识出他宠信的人。他并不是总将荣耀的位置安排给某一个朋友，他的准则是，一个人的座次可以因好的行为而提升，也会因消极怠惰而降低。并且，如果大家不知道餐桌旁*受尊敬的宾客得到了*多恩惠，他会感到愧疚。我们可以作证，这些在居鲁士统治时期出现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 居鲁士并非这些做法的发明者，它们普遍通行且不受时间影响，但当波斯军事精英从部族文化中涌现时，他将这些做法作为优势加以利用。确实，居鲁士宴会方式的变化反映并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变迁，这让人想起很久以前乌尔的模式（参见第二章）。波斯帝国和饮宴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采用了配给制度，出现了崇高的阿契美尼德王权，并且形成了王室宫廷，宫廷中精英廷臣阶层取代世袭军事精英，平衡了国王自己的庞大家族与部族之间的权力。在居鲁士大力打造的王权新魅力中，距离是其基本组成部分。居鲁士不再是同侪之首，而是所有人的君王，他从日常公共事务中抽身，创建了由其近亲组成的内廷，以及由国王的庞大家族、总督或省长、“老卫队”（old guard）成员或从其原部落抽调来的世袭波斯贵族分等排序所组成的外廷。对于国王来说，宫廷的职能是“充当通过浮华盛况和宫廷庆典来突出他独一无二地位的权力剧场”（Brosius 2007: 59）。越来越多平民出身的精英加入宫廷，通过有利于或取悦国王的行为赢得了自己的地位（Brosius 2007）。新来者之间也有等级之分，那些被统治者赐予“国王之友”（King’s Friend）正式称号的人地位*高。色诺芬在《居鲁士传》中这样描写道：“世界上确实没有谁的朋友像波斯君主的朋友一样富有；没人能像他那样把追随者装扮得如此华丽，也没有馈赠能像他的恩典一般享有盛名，如手链、项链以及配有金色缰绳的战马。因为在那个国家，除非国王赐予，无人能拥有如此财富。”朝中的职位—即使是国王的亲戚—也并非固定，而是取决于国王的持续认可，而这必定常常变化更新，从而创造出一种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身处其中的人们普遍担心自己失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