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个帝王为何会厌惧皇宫

引言：四十五年家国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晨，大明皇宫的华盖殿内，一个身材瘦削的少年手握湘管，正在认真审读一份文件。他就是本书传主朱厚熜，尚不满十五周岁，而那份重要文件，乃内阁首辅杨廷和预先密拟的即位诏。 为重振朝纲，杨廷和决心借新帝即位一举扫除前朝积弊，逐条开列，共八十款“合行事宜”，可谓大刀阔斧。在这批老臣看来，小皇帝按程序签个字即可，孰知他读得很仔细，不断询问具体情况，并对一些条款提出质疑。登基的时辰就要到了，厚熜总算一一认可，却又将目光落在所拟新年号上，将原定的“绍治”用笔点去，改为“嘉靖”。 这是朱厚熜从遥远的湖北安陆赶至京师、进入皇宫的**天，也是阁臣礼臣为之选定的登基吉日。稍后，厚熜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昭告天下，是为嘉靖皇帝。以此日为标志，他的一生也呈现为两个色泽迥异的时期：在湖北安陆兴王府的十四年和在紫禁城的四十五年。 在僻远宁静的安陆，朱厚熜先是兴府世子，后来接续父位，做了约两个月的兴王；在精英汇聚、议论丛生的京师，他当了一两天的储君，接着便成为至高无上的帝王。作为兴世子，小厚熜接受的教育是为了继承王位。那个不大的、子息单弱的亲王府邸，是他曾经的家；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他原本没有什么准备，即位之初闹过“辞职”，很久也没能完全适应，却尽量去履行应有的职责。惟在其内心深处，皇宫是一个充满压力、阴谋与凶险之地，只有远方的兴藩，才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内心深处一个永远温馨的所在。 一个帝王，能区别国事与家事吗？怕亦难。即便他希望有所分别，那些朝廷大臣、深宫后妃、贴身宦竖也不会同意。而“大礼议”的起因和实质，是群臣誓死坚持礼教原则，也是他们决心要干涉皇帝的家事。拣读史料时可看到：嘉靖即位之初，君臣曾有过非常和谐、共谋改革的阶段，但很快就陷入继位继统、大宗小宗之类帝室之事，纠缠不休。彼此争持辩难，既伤颜面，更伤感情，严重影响了朝政的走向，影响了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和官员心态的养成。至于中后期，嘉靖乾纲独断，诛戮任情，陷溺于斋醮和长生术，倚信严嵩、赵文华之类，却也能在服丹中毒的状态下保留一些清醒，下旨铲除权奸与干政的术士。 整个十六世纪，包括嘉靖统治下的四十五年，是明王朝渐趋衰落的历史阶段。外忧内患，战乱频仍，大明帝国的躯壳开始千疮百孔，危机重重。而不管怎样说，朱厚熜驾驶着这艘千疮百孔的民族之舟，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其时南有沿海倭乱、北有蒙古各部的侵扰，内有逆藩和叛卒、天灾与人祸，明帝国之巨轮历经颠簸而未至倾覆，其间应离不开这位肃皇帝的努力。 也是从嘉靖朝开始，古老的中国又一次走向文化繁兴，走向思想和论辩的活跃期，出现了“阳明学”与“王学左派”，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这种时代潮流的形成，酷爱读书的朱厚熜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还应感谢他对于《永乐大典》的特殊珍重，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频频传谕，命人于大火逼近文楼时全部抢出，五年后下令开馆精抄一部，也就是残存至今，藏书界奉为至宝的“副本”。 史籍中的嘉靖是多棱面的，记述了他的仁孝善良，也记载着他的暴虐；记述了他的英察刚毅，也记载着他对弊政的漠视牵延；记述了他毫不宽贷欺瞒贪酷之辈，也记载着他对权相佞臣的信赖倚重；记述了他对所爱女子的缠绵，也记载着他的乖张狠戾、予夺予取…… 但更多的，笔者读到的是其萦绕一生的孤独和寂寥。每逢年节和父母忌辰，嘉靖总是要屏退众人，向着双亲灵位一人长跪，流泪默祷，神情之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婢内侍为之泣下。他有一颗孤寂凄苦的心，有许多难与外人言说的话语，只能向死去的父母倾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嘉靖厌倦了朝政，向斋祀和玄修中寻求生命的真谛。他曾提出把帝位传给儿子，自己去专事焚修，后被大臣劝止。他虽丧失了治世的热情，却又尽量履行应尽的职责，直到生命的终结。 家国，指家与国，亦指国家。在多数帝王看来，朕即天下，皇家亦国家。“家国虽殊道自均，须知主仆即君臣。”[1]而对于嘉靖皇帝来说，兴藩生活是抹不去的永恒记忆，从来没有忘记那块土地和那些往事，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家国牵羁，六趣牵缠，嘉靖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追求与失落，充满期待，应也不乏迷惘和惆怅。 晚年嘉靖尝自拟一号，曰“天池钓叟”[2]，就中或凝集着他的精神向往和人生意趣。天池一词多义，其所指当是九天仙界之池。“玄圃珠为树，天池玉作砂”[3]，虚无缥缈，却是他一生憬憧、魂牵梦绕之所在。但贵为帝王，也会有难圆之梦，尤其是长生梦。仙界路渺，人间雾重，嘉靖应是带着强烈的遗憾、带着浓浓的幻灭感，告别那个人间和那个宝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