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第三章 案件移交 其实，知县根本没有权力审判她。 在宋朝，县一级不设法院，由知县兼管司法。按照级别管辖的原则，宋朝的知县只有判决民事诉讼和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州一级判决，而阿云触犯的是恶逆罪和谋杀罪，因此知县无权对阿云作出判决。 按照程序，案子被移送登州知府。宋代州的长官，叫权知军州事，意思是“暂时代理该州厢军和民政事务”，简称知州，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担任，以防止以往由武将兼任地方官所造成的拥兵自重甚至藩镇割据，三年一轮换。副长官叫通判州事，简称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与知州联署办公，还负有监督知州的职权，是兼行政、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因此号称监州。 朝廷对知州的考核，主要内容是：断狱要公正，盗案要减少，农桑水利要发展，纳税人不闹事，户口要增加，赈灾要及时，贫民要救济。其中断狱为首要职责。因此，知州都兼任本地首席法官。 但接受案卷的，并不是知州，而是州里的司法机构。 州级司法机构，是宋朝司法制度*辉煌的一个章节，也是古代审判制度的一大创新，堪称中国司法制度的“神来之笔”。何出此言，请听我细细道来。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后，从制度构建的角度考虑，有两种选择：一是推倒晚唐—五代乱糟糟的政体，另起炉灶，设计出一套崭新的模式；二是承袭既有的政体，萧规曹随，换汤不换药。如果是前者，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但国家治理等不及；假如是后者，既有政体乃乱世之物，难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沿用前朝的制度框架，进行渐进式改造。其中对“马步院”的改造，就是渐进式改造的一个漂亮动作。 在唐朝的司法体制里，各州郡设有州院，掌管一州的司法。后来藩镇专权，私设马步院。马步院，是在马步军中设置的法庭、监狱一类的军法机构。这种半军事半司法机构成立后，不仅架空了原来的州院，而且滥用酷刑，动辄杀人，马步院体制堪称五代时期*黑暗的制度之一。 大宋建国后，对各州的马步院进行了改造，废除了以马步院牙校为判官断狱的惯例，改马步院为司寇院（后来改为司理院），由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其选人中资序相当的官员，出任司寇参军——后来改名司理参军，职责定位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保留了原来的司法参军，职责调整为检索疑犯适用的法律条文。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鞫谳分司”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分离，各有分工，独立运作。这一点，类似英美法系中陪审团负责确认被告是否有罪，法官根据法律对罪犯量刑，“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 具体运作方式是： **道程序：审讯。由司理参军管理的鞫司，负责推勘被告的犯罪事实，叫“事实审”。鞫司人员包括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当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了证人证言、物证、法医检验报告，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罪画押，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至于犯人触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鞫司是不用管，也不能管的。 传统司法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刑讯逼供由此在所难免。但宋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在被告人嫌疑重大又坚决不招供的情况下，才允许刑讯。宋朝刑讯的法定刑具是杖，拷打不能伤及人命，不得超过三次，每次需要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下，老年人、残疾人、小孩、孕妇、产妇不许拷讯。由此看来，宋朝的推勘，已经突破了“口供为王”的惯例，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的法律效力超过了口供，只要法医检验、司法鉴定和物证、实证确凿，即使被告人拒不招供，也可以定罪。官府设有检验官，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官的法律责任，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都有具体规定。《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条，《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条和“检验格目”“验尸格目”。宋朝的法医鉴定已经达到一定境界，湖南提点刑狱使宋慈系统梳理古代法医鉴定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编写了世界**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并被钦命颁行全国，成为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书中的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死状特点，共计53项内容，长期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道程序：录问。宋朝法律规定，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录问，就是由没有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向被告人宣读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如果被告人自认属实，就签写“属实”，转入谳司的检法程序；如果自认不属实，喊冤翻供，就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另外的法官重新开庭审理，这叫“翻异别勘”。 翻异别勘，又称翻异别推，意思是翻供后重新审理，这是一项防止冤案的自动申诉复审机制。翻异别勘又分为原审机关的“移司别推”和上级指派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翻异案件移交给另一部门重审；后者是移司别推后仍旧翻异不服的，由上级差派司法官主持重审，或指定另外的司法机关重审。 假如被告人一次次招供，又一次次翻供，造成一次次重审怎么办？为此，北宋考虑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平衡，允许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被告人若再喊冤，就不再受理。后来，南宋延长到五次翻异别勘。对于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聚录”——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特别重大的死刑案件，聚录之后，还要选派邻州的法官再录问一次。 也有个别案件，突破了法定别勘次数的限制。宋孝宗年间，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一个民妇阿梁，被控与奸夫串通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翻供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她仍旧不服判决。朝廷又派江东提刑耿延年亲自审讯，*后以疑狱奏裁，允许她以铜赎死罪。今天我们常讲“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常常难以两全，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宋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纵不枉”，也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曾几何时，法院判决文书和新闻媒体的案例报道中，经常出现“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热词。民愤或许可以助推个案加速接近或抵达司法正义，却不见得必定接近或抵达司法正义。因为所谓的“民愤”，往往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一是悲愤交加的受害者家属。但案件是案件，舆论是舆论。不管你打击犯罪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理何等强烈，若不能忠实地保护一个嫌疑人的权利，就背离了正义立场和法律本位，你的行为与犯罪也就殊途同归，就失去了代表法律的资格。正如一个现代法官所说：罪犯逃脱和政府非法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我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可以肯定的是，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被告人就会减少几分蒙冤的危险。 第三道程序：检法。由司法参军管理的谳司，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叫“法律审”。检法官根据案件卷宗，把犯罪事实适用的法条逐一检出来。如果检法官检法有误，对所判案件引用法令错误，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检法官一旦发现卷宗有疑点，有权提出驳正。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将受到奖赏；如果案情有疑问，检法官未能驳正，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宋朝的法律不仅形式复杂，有律、敕、令、格、式、例、申明、看详等，而且条文数千，浩如烟海，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能较为准确地援引法条定罪。从这个角度讲，检法官独立，能够有效防止推官和判官权力的滥用。 第四道程序：拟判。依据鞫司提供的案情、谳司提供的法条，由推官或签判执笔，起草初步处理意见，也就是判决书草稿。 第五道程序：过厅。由通判、判官、主典（主审）等人组成合议庭，对拟判进行讨论、审核。如果没有异议，全体法官需要集体签署意见，共同承担判决错误的责任。如果某一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意见不被知州采纳，可以把异议直接呈报路提刑司，这种做法叫“议状”。假如事后发现该判决属于重大误判，事前写有“议状”的法官将免于连带处罚。如果路提刑司因此发现并纠正了错判，提交“议状”的法官还会受到奖赏。 第六道程序：定判。案件经过合议庭集体审核后，由首席法官——知州审阅。知州如果认为判决无误，便书写判语，签署判决书。 在审判过程中，有一套严密的法官回避制度。回避对象是与原告、被告有亲戚、恩怨、师生、荐举关系的法官；回避范围为法官的上下级官员、承办同一案件的前后官员。推勘官、录问官、检法官必须互相回避，一旦发现在结案前会面的，各打八十杖。考虑到缉捕官因为亲手抓捕疑犯，出于立功心理，会倾向于认定嫌犯有罪，所以也不能参与审判。官方“按发”的案件，按发官（公诉人）也不得参与审判，必须回避。 而且，州、县一律奉行“独立审判”原则，不允许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上级法司也无权干涉下级对具体案件的司法。一句话，外力可以监察、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行文至此，一些非法律专业的读者，兴许会怀疑：这种事实审、法律审、法官判三者分离的司法制度，设计太精巧，程序太严谨，理念太先进了，怎么会出现在千年前的中国呢？我必须声明，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以上叙述都有史可查，没有丝毫杜撰。我还要说，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只是大宋文明的一泓清泉，随着故事的演进，我将给读者展示一个文明的大海。尽管这只是一个序章，但它已经在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的黑色天幕上，闪烁出“严防误判、珍惜人权”的璀璨星辉。 在电视剧《包青天》中，包公审案往往明察秋毫，当庭就能审个明明白白，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接着，宣读判决结果。随后又高声怒吼：“虎头铡伺候——”这纯属戏说，因为宋朝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也没有什么尚方宝剑，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再说庭审自有推勘官负责，根本轮不到他这个首席法官出场。 在本案中，阿云对自己的行凶行为供认不讳，宋朝刑律关于恶逆罪和谋杀罪的条文也十分明确，现在就等着知州做出正式判决了。 在司法锣鼓的催促声中，本书的男一号——登州知州闪亮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