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

一、问题与资料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五四”时期的“科学论述”如何遮盖住明清时期的“宗教论述”，而影响到我们对明清统治阶层的宗教观的判读。我也简要地讨论过明清士大夫对超自然力量及民间信仰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继续针对相关议题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不过讨论的中心，将从士大夫对民间信仰、仪式的态度转到明朝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本身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讨论的时段集中在明朝，而非明清两朝，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朝代的宗教取向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而主要是因为处理的方便和篇幅的限制。

我在这里用的几种主要资料，都是由明朝政府或士大夫编纂的典章和大政纪要。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即使在具有强烈官方色彩或趋近正式官方文书的文献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类似笔记小说或稗官野史的神怪记叙。这种神怪的记叙出现在笔记小说中，也许可以被轻易地解释成文人狂野、荒诞的想象，但当它们重复出现在记载国家典章制度和朝政大要的文献中时，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帝国统治意理的构成部分。

在以四书五经取士的明清两朝，这个问题的意义尤其突显。一般的说法认为：制度化地以四书五经取士，意味着程朱理学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导意识形态。如果从忠孝、伦常、经世济民的基本现世取向——所谓“内圣外王”——来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透过“五四”‘科学论述”的折射镜片，刻意地突显明清这一套统治意理的现世、人文和“理性”成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势必是一个片面、不完整的明清统治意理图像。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明朝统治意理中一个没有受到重视的面向——一套充满神秘、“非理性”色彩的天道思想。

明朝统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当然有一大部分袭自盛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哲学。在这一套哲学中，君主的施政和天道的奖惩密切结合在一起。董仲舒所谓“孑L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故春秋之所讥，灾异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说法，固然是对孑L子思想的极大扭曲，但这套灾异思想，为天道与治道的相互流通、呼应作了*佳的注释。

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这种以灾异为主干的天人感应说，在明朝统治意理中所占的分量。明朝统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不仅是对天人感应说的演绎，还纠杂了其他的宗教信仰。我们都知道，在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中，天道依照阴阳五行的力量，规则而有韵律地运行。自然现象因为可以和人世现象完全对应、共鸣．所以可以为人所理解乃至操纵。李约瑟认为这套系统是经由合作的过程，而促成天人的和谐、一致。换言之，这个天道是人能够理解、言说的。

这种可以言说的哲学思想，一种可道之道，既不同于老庄哲学中恍兮惚兮、不可言说的神秘思想，也不同于以巫术／魔术为主干的古代宗教信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对看似神怪的天人感应体系与一般所谓宗教信仰间的差异，作了精辟的分析。在他看来，汉代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操作层面固然不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言，可以和无限、不可知宗教信仰完全区分；但在本质上，和一般我们所言的宗教，确实是有极大的区别。

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