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猎人

所长办公室里摆上了咖啡，电话铃催命一般地响个不停。窗外克拉科夫普兰特公园的风光尽收眼底，深秋十月里仍能窥得绿意。司法鉴定所所长扬·塞恩教授正在接受记者里莱奥波德·马尔斯哈克的采访。 原本预计在片刻内就能结束的访谈不知不觉就持续了两个小时，而围绕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话题——奥斯维辛。 这位“高挑、瘦削，做事雷厉风行”的访谈主人公将记忆回溯至 20年前，也就是1945年春天。那时，奥斯维辛这座处决波兰人的刑场，犹太大屠杀的大本营，德国人*臭名昭著的死亡工厂都已然停止运作。 集中营旧址彼时已经部分被苏军征用。预审法官塞恩是**批对此处德军罪行展开调查的波兰人。这位精明强干的克拉科夫律师心下了然：自己这是在与时间赛跑。必须尽快保全所有或被转移，或被弃如草芥的集中营文件；必须尽快与如今流散在海外的德军罪行见证者，也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沟通取证；还需尽己所能，在营地被付之一炬或者变成断壁残垣之前将其抢救保存。 塞恩借助一张张相片描述自己1945年的经历，他指着黑白照片上 的一群人对马尔斯哈克说：“ 这就是我参与的**个奥斯维辛相关社会组织。” 该组织的全称为奥斯维辛德国希特勒暴行研究委员会，**次会议于1945年3月29日，复活节周四在克拉科夫举行。委员会成员中不乏政界精英、学界大拿，还有像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这样的文化名流。 法官塞恩并不是这个组织的原始成员，但据称早在3月28日他与司法部普法科科长鲁希安·舒尔金的谈话里就曾提及这个组织。次日，他 为舒尔金准备了笔记，里面罗列了以罪证标准保存奥斯维辛集中营设施 的注意事项。“ 他们既没有保护任何文件，也没有保存任何物证”，扬·塞恩和检察官爱德华·潘哈尔斯基在后来合作撰写的报告里写道。两位在战前受过严格司法教育的律师*终在4月6日都正式加入了奥斯维辛委员会。 那天他们在克拉科夫格罗兹卡街52号上诉法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进行了公开取证。但那天奥斯维辛委员会的行动还是一如既往的随意，并没有任何逻辑清晰的计划布局。除了司法部部长埃德蒙·萨莱 夫斯基时不时看看表控制时长、限制提问，取证的其他方面都不在控制范围内。更不利的是证人证言*终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也没有经过证人的签字确认。或许这些资料对于媒体来说是一场饕餮盛宴，但在法庭上的价值不过聊胜于无。
塞恩和潘哈尔斯基建议将取证地点挪移至奥斯维辛委员会下属的法律部，并依照波兰刑法取证要求进行。终于在4月中旬，他们成功地 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他们的团队也迎来了另一位拥有战前司法工作经 验的检察官文森特·亚洛辛斯基。另外，他本人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那些今日读来仍令人气噎喉堵的证词终于能够一丝不苟地被整理保留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那些证人们，感谢他们愿意毫无保留地去回忆讲述令他们万念俱灰的噩梦。 路易吉·费里挽起自己特洛尔式外套的袖子，伸出小臂，露出集中营囚犯编号刺青：B7525。这个一头乌发的男孩还不满13岁，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早就冷血无情地将天真无邪的岁月从他的身上彻底剥离。他用德语告诉塞恩和亚洛辛斯基：“ 我见过很多儿童的尸体，有的甚至还是婴孩，都是鲜血淋淋的。”1944年6月，在的里雅斯特塔，一群意大利警察破门而入来抓他犹太血统的祖母，路易吉虽然因生长在天主教家庭本可幸免于难，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跟随祖母。他们在去往集中营的货运火车上尚能同在一个车厢，但到了集中营就立刻被分开。数月之后，男孩得知自己的祖母已经惨死在毒气室里。就连他自己，也是在来自维也纳的集中营犹太医生奥托·沃尔肯的照料下才得以苟活。 罗曼·戈德曼几乎是路易吉·费里的同龄人，大概就年长他一岁半不到。他出生于马佐夫舍省的托马舒夫市，当塞恩和亚洛辛斯基向他取证的时候，他已住在克拉科夫督嘎街的孤儿院里了。他们一家在1943 年7月被拉牛的火车从特雷布林卡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与父母姐姐在集中营里彻底断了联系。当时年幼的戈德曼能死里逃生纯属侥幸。 那天，被称为“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将戈德曼也划入了送 往毒气室的80人名单中，一众死囚待在牢房里听天由命，只有戈德曼幸 运地逃了出去，后来一直混迹在往焚尸炉搬运尸体的囚工队伍中。他说：“ 我不止一次见过驶往集中营的各种交通工具。营里的医生会在他 们下车之后直接挑选出其中为数不多身强体健的人送往集中营，剩下的人都会被径直带去毒气室。因为我的工作位置，我可以将事情来龙去脉 观察得一清二楚。”像戈德曼这样的囚工会用毒气里死去囚犯剩下的食物充饥，对此德国狱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尤金妮娅·哈尔布莱希，1919年生人，1943年1月与父母一同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在克拉科夫犹太人隔离区，她尚有一份可 以被允许出入门禁的工作，而当她跨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她就 清楚地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逃出生天”。这个新世界给她带来的*初的震撼就是惨无人道的拳打脚踢、放犬伤人和令人作呕的卫生条件。她后来对塞恩和亚洛辛斯基说：“ 每个夜晚，女狱卒们都会挑几个或者十几个女人，把她们生生打死。”有些人为了结束自 己的煎熬，甚至会一了百了地撞向高压电线。哈尔布莱希也不是没想 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后来也承认说：“ 将我从自杀的念头中叫醒的唯有我的母亲。”但尽管拼尽了全力，她*终还是没能够将她的母亲从惨死毒气室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噩耗降临在了哈尔布·莱希的头上：她的亲弟弟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公墓被盖世太保射杀。相较而言，尤金妮娅似乎更受命运的眷顾，她熬过了好几轮毒气室名单 筛选，还获得了赖斯科附属营一个相对清闲的文职工作，该营的主要工作就是种植供给党卫队的蔬菜。但在那里也可以看到焚尸炉烟囱之上无穷无尽、遮天蔽日的浓烟。
证人证言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还需要在奥斯维辛进行专业的 实地调查来佐证。塞恩和法律部的同事们都希望在*短的时间里调查集 中营旧址。今天看来也许难以置信，但当时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 有办法申请到车辆，*终成行时已然是1945年5月了。 塞恩的文章被列为与菲利浦·弗雷德曼的《奥斯维辛！》（1945 年）、路德维克·拉耶夫斯基的《党卫队国家安全部体制下的奥斯维 辛》（1946年）齐名的先驱作品。 针对塞恩作品的**篇评价就十分正面。塔杜什·侯乌伊认为塞 恩的文章在这类先驱作品中是无出其右的好，他用“事实说话，客观地 体现了主题，并且全面弱化了主观、道德视角”。而出版商亨利克·科 勒汀斯基却形容塞恩的这篇随笔不过是“形式主义”，并且“对某些问 题闭口不谈”。但事实恰恰与科勒汀斯基的观感相反，塞恩对奥斯维辛 问题的探讨可以说十分全面。 拉罕德洛细数道：“ 他描述了包括营地的源起、位置、组织和扩建。他介绍了其作为犹太人屠杀中心和集中营的功能性，以及在其中滥 用囚犯劳动力的事实。他用语言还原了苏联战俘在其中的遭遇，以及在营中的生存环境，无尽的饥饿，在囚犯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刑罚和处决，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使用以及如何毁尸灭迹。” 在阅读党卫队行政部原始资料的时候，克拉科夫律师塞恩更加确信：“ 在 ‘特殊措施’ ‘特别行动’这些代号之下，隐藏着德国统治者对几百万 人的无情屠戮。”塞恩补充说，其实奥斯维辛中 “数量*庞大的群体是波兰公民，也就是波兰人和犹太人，然后是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和法国人，总的来说除了波兰人以外，大部分其他国籍的囚犯都有犹太血统”。如今位于奥斯维辛的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这样介绍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于1940年针对波兰囚犯而建，但德国人在1942年将奥斯维辛加入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中， 而波兰就是“犹太人*多的一个国家”，仅波兰一国的犹太人就可以大 大地增加受害者的数量，其中大多数犹太人是直接通过铁轨被送往了毒 气室15。需要告诉塞恩的是：他们提到的这些被运送往集中营“立即屠杀的犹太人数量高达数十万”。而塞恩当时在文章中大篇幅描写的其实是大约40万登记囚犯的命运，也就是那些被集中营登记在册，分配工作的囚犯。塞恩写道：“ 囚犯的一天从4:30被闹钟叫醒开始，而结束时 间根据工作地距离不同而有异，有的时候甚至会工作到深夜……晚上这些囚犯从营地各处回到这里，鲜血淋淋、身心俱疲，用担架抬着、背着又或者用推车推着同伴的身体。而这由行尸走肉和真正的尸体编成的队列奏响了……集中营的交响曲。”凭着这样平直具体的描述，哪怕从未涉足奥斯维辛的人也能对那噩梦般的生活有些许体会。除此之外，塞恩还将其中一些囚犯的个人经历和客观史实相结合，希望能够触动到“尽可能多的读者”。他很少长篇大论，而是善用画像、照片和表格来增强文章的可读性。